One village,one product: Agro‐industrial village corpora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OVOP) in four peri‐urban villages in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s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corporate actors and the growing pressure of market discipline, has challenged the relevance of villag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response, village cadres in thousands of Chinese villages have used OVOP to transform their villages into agro‐industrial firms and re‐exert their control over the agricultural surplus, echoing earlier examples of village corporatism. Rooted in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OVOP encompasses a diversity of strategi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based value. I disaggregate these strategies into four sociospatial dimensions that comprise locality—place, network, territory, and scale. Place‐based branding is the dominant strategy, but village cadres also pursue complementary sociospatial strategies to ensure their control ove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rand's value and reconstitute their redistributive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s.     

基于主客视角的苏南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时间特征

“记得住乡愁”是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居民和游客视角,以苏南传统村落为案例地,探讨乡愁的时间特征。结果表明：（1）乡愁主体方面：相对暂居村落的外来人口,三代以上的世代居民对家乡乡愁情感更加强烈;出生在1950—1959和1960—1978年间的这两代游客较多成长在乡村,乡愁文化感知相对更高;离开家乡在外工作生活时间越长的游客在传统村落旅游时,其乡愁情感和乡愁记忆比起未离开家乡或离开家乡较短的人更加强烈。（2）乡愁触点方面：触发居民和游客乡愁的季节集中在秋天和冬天,天气集中在下雨和落雪时,时辰集中在深夜和傍晚时,节庆集中在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和家乡特有节日,假日主要集中在周末、寒假和“十一”国庆假期。（3）乡愁记忆方面：主客乡愁记忆都主要集中在童年,其次是青少年,最后是成年和老年;游客产生乡愁的频率比居民频率相对高。（4）乡愁载体回忆顺序：主客乡愁载体都会提到“家”和“乡”相关场所和空间,其回忆的顺序是家人、家、家乡和国家。文章最后总结了乡愁旅游开发的启示。     

欠发达农区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演变研究

[目的]从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演变视角,探索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欠发达农区土地利用转型。[方法]以江西省吉安县凤凰镇铺前村为研究区,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GIS与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复原了1986年、1996年、2006年和2016年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状况,揭示了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数量结构、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演变特征。[结果]30年来铺前村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先后经历了快速扩张、加速扩张及缓慢扩张3个阶段,用地类型以住宅用地为主,同时出现了一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空间结构先后呈现蔓延扩张、跳跃式扩张、填隙式扩张模式发展特征;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的功能结构演变特征是农业生产功能逐渐弱化,出现微弱的非农生产功能,生活功能虽然经历稳定弱化和加速弱化过程,但是仍是主导功能,生态功能在中后期因内部用地竞争而明显弱化。[结论]通过系统的研究,揭示了30年来铺前村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结构演变特征,为优化农村土地利用,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参考。     

天津市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及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目的］“美丽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归纳天津市“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构建效益评价体系，并对乡村建设效益进行评价，以期为实现该市乡村建设奋斗目标提供理论参考。［方法］通过调研天津市乡村发展现状，在归纳总结该市乡村建设模式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加权法，从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3个层面构建了美丽乡村建设效益评价体系，并对“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实施前和2016年的建设效益进行评价。［结果］（1）天津市乡村建设模式可分为4种类型，分别为休闲旅游、文化传承、高效农业和环境整治型，涌现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典型村落，发展较为迅速。（2）从启动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止2016年，该市乡村建设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评价分值相比项目实施前分别提高了6513%、4167%和3621%，综合效益评分提高了50%。［结论］天津市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他村庄在建设过程中，可参考已建设成型的典范，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规划的发展模式。已建设成型的村庄发展空间还很大，仍需不断缩短城乡差距，推动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农村宅基地闲置程度及其成因研究

研究目的：基于全国典型村庄调研，分析不同地区农村宅基地闲置程度和成因，为农村宅基地集约利用和乡村振兴提供建议。研究方法：实地调研法、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1）调研村庄宅基地闲置现象普遍，2018年闲置程度平均为10.7%。（2）各地村庄宅基地闲置程度差异明显。分区域看，东部村庄宅基地闲置程度最高，中部村庄最低；分城乡区位看，村庄离城市距离越远，宅基地闲置程度越高；分地形看，平原村庄宅基地闲置程度最高；分是否为贫困村庄看，村庄宅基地闲置程度随村庄贫困程度的加深而升高。（3）宅基地闲置是乡村人口结构变化与宅基地利用失衡的结果。长期外出务工、城镇有住房、“一户多宅”、宅基地损毁引起宅基地闲置的成因占比依次下降。（4）农村宅基地闲置受乡村地域内外宏微观因素综合影响，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引起的就业非农化、人口市民化是宅基地闲置的直接动因，现行城乡二元制度和宅基地管理制度是宅基地闲置的根本原因。研究结论：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需要因地制宜推动闲置宅基地整治利用、健全宅基地有偿使用和退出机制、创新城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传统村落进行民宿开发效益提升策略研究——以阳朔旧县村为例

发展民宿成为很多地区传统村落保护的有效手段,通过发展民宿能够增加经济收益、推动传统村落修复、促进文化传播以及解决当地就业问题,民宿的规模化发展实现村落的经济、社会、文化效益的有效融合,提出要从服务水平、文化融合、社区参与等角度提升三个方面的效益。     

苗族巴岱信仰的道德教化研究--以墨戎苗寨为例

通过田野调查,选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墨戎苗寨为观察点,采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个方面分别论述巴岱信仰在社会道德教化、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中的具体体现。苗族人的生产生活能够从宗教信仰中找到相应的道德资源并对苗民施以教化,有利于苗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乡村精英的崛起与政治认同的获得——国家政权与乡村关系新形态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收缩和市场经济的渗透为乡村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了空间、风险和机遇,一些有能力有闯劲的乡村精英因而崛起。这些崛起的乡村精英们有意愿带领乡邻一起走向富裕,因为这样不仅能提升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地位,也能为他们继续创造财富提供保障;而他们带动乡邻一起致富的意愿同样也与国家发展农村经济富裕农民的愿望相契合;同时农民不仅需要这些精英们为他们代言、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也希望这些精英们利用他们的能力、财富、关系、见识等带领自己致富。由此这些精英通过选举真正成为乡村领导者,而他们的乡村领导者地位的获得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认同。     

“城中村”改造必须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建设文明城市、生态城市过程中,正在对此大力加以治理改造。我们认为,在改造过程中,一是必须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级差地租理论的指导原则,既能体现保护群众利益,又能体现使"城中村"改造有理有据;二是必须紧紧抓住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原则,既能做到统筹兼顾,又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     

建国后我国乡村社会公共治理回顾与前瞻

建国后,我国的乡村治理主要经历合作化阶段、人民公社化阶段和"乡政村治"三个历史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历程总体来看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民主,加强法制的历程。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中国农村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构建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民主表达、协调、平衡利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