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分析——解释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

一、引言 一个典型的经济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产出和投入要素在各产业间的转移，换句话说，由于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总产出的产业或部门分布不尽相同，并且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基本变化规律是农业劳动力比重大幅度降低，工业劳动力比重有所上升，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则显著上升。库兹涅茨(1989，第434页)认为，     

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并将继续遭遇就业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职工相比已经明显不同,因此,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的政策手段,需要与保就业的目标紧密结合,从就业入手创造国内消费需求,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可持续的源泉。     

蒙德拉贡合作公司的发展绩效与制度创新——兼论现代合作制度的外部环境与治理结构

我国合作经济的运动正在摆脱强制性制度安排的传统模式,而逐渐转向符合通行的合作原则发展的常规道路。尽管我们声称探索了几十年的合作道路,但这种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并未真正出现过。现代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或治理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后者又是如何进行制度创新的,以及其成功需要怎样的外部环境,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此外,对于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来说,企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私有产权是否必要条件,也是需要探索的课题(林毅夫,1997)。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蒙德拉贡合作公司几十年的实践,在上述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成功经验。本文就所了解的…     

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和建议

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已正式实施,从总体上看,《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的时机是恰当的。一是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有了根本的转变。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行将结束,这为我们更好地     

“人口红利”将于2013年触底

农民是农业的经营主体。从世界范围看,以农户为农业经营主体是普遍现象,差别只在于经营规模的不同。但现在有些地方却热衷于把工商企业等大资本引进农村直接租赁农民承包地进行农业生产,这就改变了农户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地位.当然,我们不是不鼓励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下乡,而是鼓励工商企业到农村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服务,帮助农民搞农产品营销和加工等,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     

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尽管通常的计算低估了中国的就业弹性 ,但调整后的弹性数值仍属偏低。为什么经济的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呢 ?首先 ,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解决自然失业是无能为力的 ;其次 ,在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调节的周期性失业方面 ,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所引导的投资方向往往是就业密集度较低的行业 ,进而导致反周期措施拉动就业的能力大为降低。因此 ,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加强职业培训体系建设、推动高就业产业发展 ,应成为经济政策的重点。     

促进农民工由横向流动向纵向流动转变

正过去40年中,以拆除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退出,在城乡、地区和产业间流动,实现对高生产率部门的进入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是二元经济发展的有效经验。在城乡劳动力市场日益发育的条件下,农民工已在更大的地域范围进行横向流动,总体方向是从中西部农村流向沿海城市,横向流动显著地缩小了地区间的工资差距。然而,完整的社会流动是指通过横向流动的扩大,使处于社会分层不同位置的个人和家庭,     

创造与保护:为什么需要更多的再分配

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发展分享方面的经验以及全球性收入分配恶化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政治分化现象都证明了经济学传统观点即坚信经济增长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或者把效率与公平视为非此即彼且不可兼得的取舍关系的失灵。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任务尚未完成。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充分分享性需要应对一系列崭新的挑战。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提高生产率必然要求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同时兼顾企业的优胜劣汰与对劳动者的社会化保护。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呈现递减趋势,需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最后,新科技革命过程中,创新和创业成果的分享面临诸多难点需要克服。这都要求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实施再分配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制度、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其他旨在改善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     

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政策选择

90年代,我国面临着解决10多亿人口吃饭问题的严峻任务,即使以恢复到1984年的人均占有粮食水平计,也要求在本世纪末粮食总供给量迈上5000亿公斤的新台阶,即今后10年须以年均2.1％的速度增长。本文通过对各种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分析,证明:无论是加强行政控制,还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支持,进行粮食购销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推行粮食生产的规模经营,都不可能单独解决我国粮食生产的激励问题。因此,必须实行一种改革、发展和开放相结合的粮食综合策略,即第一,深化改革,增加投入,发挥出粮食增产的技术潜力;第二,加强开发,保护环境,维持粮食增产后劲;第三,发挥比较优势,稳定增加粮食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