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财政关系中的支出问题（上）——历史、数据与比较分析

从支出角度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其实质是政府间事权的确定与划分问题。这一问题因经济体制、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以及历史文化的差异而具有内涵上的复杂性，并通过支出总量与结构的多样化表现出来。本文尝试从多样化的比较中归纳与上述因素相关联的一般规律，有利于深化对政府问财政关系的理解。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服务供给——现实定位与路径创新

随着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形成了制约.在上述语境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为下一阶段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在国家治理创新中的现实定位以及创新路径.通过重新梳理国家治理、财政以及公共服务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发现公共服务作为调整三者关系的突破口,其供给机制在很大意义上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保障与转型效果.基于此,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成为未来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同时,逐步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还需要在技术层面丰富公共产品、改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政府服务性支出缘何不足?——基于服务性支出体制性障碍的研究

中国政府服务性支出长期不足的事实,表明中国在民生改善领域可能存在着某种体制性障碍,而这种阻碍民生改善的体制性障碍可能与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体制安排相关。文章运用中国1996—2006年省级数据研究发现,以中国式分权和以增长为核心的政府职能异化为内容的体制安排,在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构成了阻碍政府服务性支出的体制性障碍,并形成了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相互替代的增长模式。而要破除政府服务性支出的体制性障碍,需要从体制层面改变现有增长模式,将民生改善融入经济增长的循环之中。     

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探寻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

财政改革始终内嵌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有财政理论缺乏将中国改革作为一个特殊过程、从改革发展全局视角对财政改革的逻辑进行探讨,导致关于中国财政理论基础的讨论缺少相应的实践对照和改革语境。探寻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财政逻辑,是构建和发展中国财政理论在方法论层面的有益探索。本文以40年改革实践的特殊过程为基础,系统梳理了财政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回答"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为理论命题,总结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工具为改革进程承担成本和提供发展激励的实践逻辑。这种归结形成了中国财政理论认知区别于既有财政理论的特殊性,有助于进一步阐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和财政关系的实践形态,有助于客观评价40年财政改革绩效、展望未来财政改革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财政观的继承与发展,是构建契合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财政理论基础的有益探索。     

投资建设性支出还是保障性支出——去杠杆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实施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如何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对中国财政政策的操作带来了较大挑战。本文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密集度差异、纵向产业关联以及有限竞争金融市场等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建设性支出扩张时,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快速大幅上升,而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则先大幅下降、后微量上升;政府保障性支出扩张时,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快速大幅上升,而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则表现为温和上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整体较高,而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整体较低,且民营企业投资需求不振。提高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能够促进民营企业投资需求增加,并带动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高,但不会造成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大幅增长。而且,产能利用率的上涨会提高国有企业的杠杆利用率,从而降低国有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因此,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政府要同时实现"去杠杆"和"稳增长"的政策目标就需要在控制、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水平的基础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施以保障性支出为核心的财政扩张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评价路径辨析

克服"中国化"与"全球化"的语境冲突和面对改革开放30年庞大素材的难以取舍,都需要考虑置评路径的合理性。这会涉及求解性质与求解步骤的限定,实在性与关联性首先应予以重视。以此求解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之谜,可归结为遵循激活—防乱定则安排,并控制变革系统及过程的总收益最大化;求解中国改革的全球价值,可归结为"整体时空被动"向"局部空时主动"转化,提升发展能力的可能性。1978年至今所展现的奇迹,是在一个危机与契机并存的环境中,以改革开放为主因并基于多前提、多因素恰当耦合而创造的奇迹。     

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与城市创新能力——基于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全球第二大离岸外包目的地国家，中国正处于产业从低端向高端转型的关键阶段。本文基于2003—2018年间中国28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的确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策略性创新而言，政策实施后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果更大，按照承接服务外包不同城市类型和地理位置划分，发现示范城市的认定显著提升了服务型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水平。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发现，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主要通过服务业结构优化、资金投向技术研发以及科技投入增加三种路径实现。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改革的重大历史机遇期，服务外包不仅是中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城市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减税降费与地方债务风险：基于城投债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7—2018年地级市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即减税降费力度低于平衡点时，减税降费能够抑制城投债规模的扩张，但当减税降费力度高于平衡点时，继续实施减税降费会导致城投债规模的扩大；（2）经济发展水平高、地方财政压力处于中低水平以及金融风险等级低的城市，财政承受能力更强，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U”型关系的平衡点偏低，减税降费抑制城投债规模扩张的持续时间更长。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地方债务风险、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社保费征收事权归属、信息共享与响应效率

在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全面划归税务部门负责的大背景下,税务部门对社保法规的响应效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响应效率不足将会直接影响征管水平的提升,使其偏离预期中的最佳水平。文章基于《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利用2007-2013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比较了社保全责模式与税务代征模式响应效率的差异。文章研究发现,社保全责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显著优于税务代征模式,社保部门响应效率的提升主要表现在私营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反映了法律的扩围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信息化交流,可以有效弥补税务代征模式的响应效率。文章的研究表明,在税务部门负责社会保险征收事权的背景下,应提升税务部门在征收事权上的主体责任,加强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间信息化交流水平的建设,文章的研究也为推进社保费征收事权划转改革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