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农村社区治理的制度基础和关键举措

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农村社区治理工作的地位它不仅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而且是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村庄良性转型的积极举措。农村社区治理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从搭建组织架构、组织村民自治,到开展社区服务、进行社区文化建设等,都属于农村社区治理的范畴。     

农民专业合作社 蓬勃发展中有隐忧——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困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了解保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土地流转、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等诸多农村工作目标的有效载体。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的比较分析(下)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面临的现实困境 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目前普遍面临协议执行难的问题。比如,安徽土地流转信托共有宿州市埇桥区、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陵县顺安镇、霍邱县叶集4个,涉及土地流转面积近10万亩,但因种种原因,四个土地流转信托均未按签订的协议实施。     

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

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本刊将陆续推出“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和“西学三十年——古典西学在中国”两个专题。 “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专题为今年9月19日至20日本刊联合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开放时代论坛”的部分成果。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行政学院、南通大学、山东工商学院、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歧阜大学以及主办方山东大学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近40名从事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专题内容系根据会议现场讨论的录音整理而成（部分未经发言者审阅）。本专题的内容次序及标题为编者另行拟定。限于篇幅,本次论坛上涉及中国农村具体问题的研究报告及讨论不在本专题之列,读者可通过本刊网站（www．opentimes．cn）作进一步浏览。     

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完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后,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运动进入了法制化和规范化发展的崭新阶段。村民自治蕴藏的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进步的作用正逐步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与当前农村复杂的经济社会形势直接相关,局部的农村稳定形势不容乐观,一些地方村民自治工作的不完善也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的保持。村民自治强化了家族势力吗有人说,村民自治强化了农村家族势力,导致了农村不稳定。众所周知,家族矛盾是根深蒂固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得力的乡村治理工作体系

2020年一号文件提出的乡村治理工作体系,除了继续对村级治理提出加强党组织领导和在行政村层面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外,着重对县、乡怎么做提出了具体要求。     

构建服务农户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为一项重大改革任务提出,以推动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多种经营主体共同发展,促进农业规模经营,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正是多种经营主体成长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依托.2014年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这都牵涉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在其中发挥作用.     

“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的目标和路径

当前,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民合作的思想逐步在中央农村改革的布局中成为核心主导思想.广大农民在发展合作经济的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单一的专业合作、资金互助等不能完全解决农业发展和稳定增收,正在进行多种合作组织的联合和重组.在这种方兴未艾的历史趋势面前,我们需要更加深入、正确地理解“三位一体”思想,科学谋划推进战略,以期最终实现其统分结合、强农兴农的战略目标.     

加强乡村治理,重在形成工作体系

“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作为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五个部分内容之一,表明乡村治理之重要。这也是首次将乡村治理问题单独作为主要部分加以论述,充分说明乡村治理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国家制度建设根本目标的实现,具有基础性意义。乡村治理既关系当前更关系长远,因此,对其的理解就不能仅仅针对当前乡村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不是土地流转而是发展农民合作

家庭承包制确立以后，农村政策总的目标一直是“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先后推出了发展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三个政策重点。十七届三中全会仍然把这个作为农村政策基石．强调要加以完善。完善的关键是土地流转还是加强农民合作，是今天需要辨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