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网络视角下的城乡差距和阶层跃迁——兼叙热力均衡对破解收入差距的隐喻

贫富差距可看成是由社会结构的团状性和模块化引致,即垂直交流的缺乏,集体上进或退化的通道被堵塞,引致阶层固化,最终优质信息在上层模块中累积,劣质信息在下层模块中扩散,差距随即而来。从网络视角看,城镇内部差距大于乡村内部差距,源于城镇表征为连接的地缘、血缘及职业纽带正在肢解,网络结构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乡村社会虽面临冲击,但还保留着熟人社会的网络结构。阶层固化并非不能打破,一模块中个体通过模仿和交流,学习另一模块的行为,与其他模块建立连接,最终实现阶层跃迁。社会网络中个体的理论收入水平是与其建立联络的所有节点实际值的平均值,这是解释为什么交流会使收入差距缩小的网络理论基础。     

连续行为序列下信用水平的更新和测度——从贝叶斯迭代到泊松过程

行为可以看作由一连串的欺骗和诚实行为构成。通过利用贝叶斯公式和迭代过程,在行为呼叫符合泊松过程情况下,分别建立和考察了经连续的欺骗、连续的诚实以及混合行为序列后,主体的信用水平的更新方程及信用水平的变化过程。在演绎的推理中,试图回答有关信用领域的“信用水平如何测度”？“诚实行为是否会使信用水平增加”7等一系列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为个体信用的评级提供一理论指导,同时既丰富了人文学科中测度科学的发展,又为信用变量的研究做一数理基础。     

延迟退休、劳动人口负担与主观福利

在当前给付确定的养老制度下，构建一个动态优化模型，模拟延迟退休方案对劳动人口福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不延迟退休，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不仅没有挤占当前和未来的劳动人口福利，相反改善了劳动人口福利，并且这个结果对于参数和养老制度的改变是稳健的，而其中的机制是，延迟退休通过提高未来的人均产出和降低单个劳动人口的抚养和赡养负担，进而提高劳动人口福利水平。为应对60后婴儿潮促发的养老潮，宜尽快出台延迟退休方案，但是为保障未来延迟退休方案不降低劳动人口福利，要适当控制生育成本和养老金替代率的上升幅度。     

住房销售中居住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测度：基于北京市户籍家庭增量的视角

本文从实际量人口的角度把住房市场需求分为居住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在不同的分布下和首付比下，通过每期的户籍家庭增量估计出每期销售量中的居住性需求，再通过每期销售量反演出每期的投资性需求，进而计算出投资性需求的比例和累计投资性需求的比例。基于实际数据，本文对北京市2002-2011年间住房销量中的上述两种需求进行了估算，并且对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     

协同产业空间上制度激励下的资本漂移——产业资本流动的数理逻辑

在一有效的市场内,面对制度的变化,资本都会做出响应,进而调整其所处的产业位点,达到其单位资本收益的最大化.但是对某一产业的制度激励,其他的产业资本会如何调整,调整多少,最终处在哪个产业位点上,怎么用数学语言描述这一调整？这是分析的空白.为有效地探讨资本流动并回答上述问题,可从电动力学中获得启发,即先构造产业资本活动的背景空间,定义制度激励、激励分布函数及成本和收益分布函数,采用成本-收益和演绎的分析方法,给出制度激励和资本漂移项的数理通路,并探讨外生参量与此漂移项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社会科学中测度科学的发展,为经济学研究的精确化道路提供了新的视角.     

提升社会福祉的软实力因素:人性优化程度——以线性规划法分析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的路径依赖

复合人性动力模式替代单一经济人性动力模式驱动社会发展是趋强性公共需求。该文借助数理工具,通过对人性结构与社会行为映射、禀赋价值与人性比例可行域等问题研究,路演了人性与禀赋目标、行为选择、社会财富、社会福祉的关联,阐释了社会主体在人性可行域上达到社会福祉最大化的最优人性比例组合。     

省际及城乡无差距下的户籍人口、非农业人口与城镇化率

在省际人均收入和城乡人均收入无差距的研究目标下,采用规划的方法,回答了"落后地区省份还需要迁移出多少人口,发达省份还需要迁入多少人口,才能达到省际无收入差距和省际人口流动趋于平缓"的问题。同时也回答了"如今农村人口还需要迁移到城镇多少,全国和各省合理的城镇化率是多少时,才能达到城乡无差距以及城乡人口流动缓慢"的问题。其一,在中国市场化程度提升过程中,省际收入差距正在缩短,而这种缩短更多是由于省际人口迁移引致省际人均产值重新分配。其二,最近10年城乡收入差距正在缩小,同样引致城乡差距缩小的更多是乡村人口、农业人口或第一产业人口持续转移到城镇、非农业及二、三产业上引致人均产值的重新分配。其三,城镇化依然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提升中国经济的关键因子。     

放松生育管控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经验证据

伴随全面三孩政策的落地,中国越来越致力于促进生育,那表征为放松生育管控的生育政策调整会对中国劳动市场,尤其是已婚个体的劳动供给产生何种影响呢？这关乎生育配套政策的制定。为识别放松生育管控对中国已婚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机会。本文基于2014、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 ,考察了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一年,全面二孩政策显著降低了已婚个体的劳动供给,大体上,在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再多生育一个孩子,参与劳动的概率下降了9.3%。这一方面源于在缺乏社会和家庭照料下,生育对父母照料的刚性需求不可替代,另一方面源于生育带来了人力资本损耗下的工资率下降,进一步阻碍个人就业。进一步分析发现,首先,女性、农村户口群体、20-35岁年轻群体、家庭收入较低群体因为生育政策的放松,其参与劳动的概率更低;其次,全面二孩政策也降低个体的劳动时间,即在生育一孩的基础上,再生育二孩,个人周工作时间平均下降3.787小时;最后,随着时间的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供给无显著影响,这也意味着当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