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有权、贸易组织结构与中美贸易失衡-基于两国经济一体化均衡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融合Grossman-Hart-Moore(1986,1990)产权理论方法和Helpman-Krugman(1985)一体化均衡方法,力图从微观企业层次解释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研究发现:最终产品商对加工企业所有权安排与贸易组织结构的选择,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国际生产组织根源;中美贸易顺差的实证分析支持这一结论。结果表明:中国外贸失衡是国际生产与贸易活动的一种外化形式,只要全球生产贸易格局不变,中美贸易失衡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确定条件下,解决中国外贸失衡困境问题需要战略转向,重点应该寻求微观解决方案。     

依据IS0 9000标准严格内审讲求实效

结合组织进行ISO9000贯标认证工作的实际,论述了开展质量体系内部审核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并就如何提高认识,做好内审及整改工作进行了阐述.分别介绍最佳的内审时机,编制内审计划,确立内审范围,依据和程序的内审准备工作,以及内审的组织安排,采取的动态、全面的审核方法等做法.     

发展中国家绿色消费的经济学分析

绿色消费是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生存质量的结果，绿色消费是一种大众消费，而不是精英消费，如果绿色消费仅限于社会中的少数有钱阶层，那么绿色消费充其量只是一种贵族生活，而不能成为一种社会潮流，目前存在着绿色消费的贵族化现象，是发展中国家消费演化的特征，或者说绿色消费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体现，本文既以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消费为研究对象，探讨发展中国家绿色消费的一些规律性。     

“限塑令”后农村使用塑料袋情况调查——以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为例

国家规定从2008年6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并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课题试图通过考察和调研,对该区农村使用塑料袋作深入细致的分析,了解该区枉民关于"限塑令"的真实想法,力求从该区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入手,做出较真实和客观的分析,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更好贯彻落实"限塑令"的对策,加强全区农村环境保护,进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壁垒发展的新形式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当前,绿色壁垒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实施贸易壁垒的重要形式,其中三种新趋势是动物福利壁垒、生态纺织品壁垒、电子废弃物壁垒。对此,我国应针对不同形式的新绿色壁垒采取相应对策,以更好地适应国际环境,达到环保与贸易的双赢。     

国际产业转移与危机冲击的关系研究

通过纵向比较分析认为:二战后的前三次全球性产业大转移,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50年代的冷战、60年代的美元危机、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最近的一次产业转移亦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子。因此,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因是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但危机作为一个外部性因素,始终伴随全球性产业转移的全过程。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亦可能带动新一轮产业转移。有鉴于此,我国需要做好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准备工作。     

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思考

服务业是衡量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以及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分析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战略重点及其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论我国利用外资与循环经济的协同发展

本文通过总结我国过去利用外资的实践,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状况和经济发展目标,客观上要求利用外资与循环经济协同发展,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利用外资与循环经济协同发展的实现途径,包括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协调利用外资与环境、利用外资与循环经济的关系,加强利用外资方面的环境立法工作,同时制定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引资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提高外资进入的环境门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来自环保问责制的新证据

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2一2007 年数据,以环保问责制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环保问责制显著促进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目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技术引进（设备更新）是环保问责制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制;环保问责制对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     

中国高额持有美国国债的经济根源与现实动因

中国高额持有美国国债具有内在的经济根源和外在的现实动因。具体来说,中美两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结构特征是中国高额持有美国国债的经济基础与根源;美元流动规律与保持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是中国高额持有美国国债的外在压力;世界投资渠道不畅与大国经济特征促使中国被动增持美国国债;力争和平崛起则是中国增持美债的现实动因与隐性政治战略。缓解美国国债风险的关键是中美双方调整各自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中方要努力探索将持有美国国债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