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兴安盟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

农业经济是兴安盟经济发展的基础，通过对全盟复建20年来的耕地、林地、草地的数量、质量变化，农业气候因素及农业生态环境的变化分析，阐明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提出了全盟退耕33．3万hm^2的科学依据。农业产业结构是建立在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之上，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反映了资源开发的变化，20年来农业产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农业生产取得巨大成就，文中根据全盟农业资源分布的时空差异，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机遇，进一步确定了全盟农业资源开发区域划分，提出了粮豆主产区、城镇郊区、生态脆弱区、牧区和林区等5个区域，指出了各个区域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为提高农业结构调整的水平和发展持续农业奠定了基础。     

城市化、城乡差距以及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动-收入差距倒U形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两部门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城市化、城乡差距与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导致倒U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首先,城市化的加快使得由城乡人口流动导致的收入差距于2001年开始缩小;其次,城市化意味着低收入农村人口比例的缩小和低收入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最后,城市化促使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放缓。由此,全国总体收入差距将在2006—2009年迎来倒U形曲线的拐点。     

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本文设计了一套适用于我国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采用德尔菲法和均值法对评价体系进行了实证测算。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发现:我国区域海洋经济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之间联系紧密;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体上暂时领先于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各区域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各具优势与劣势;各区域在海洋经济产出情况和海洋经济生产基础能力上的差距是造成其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最主要因素。     

共同富裕目标下全面缩小城乡差距研究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而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了我国城乡差距的成因及历史演进。进一步,本文全面系统梳理了农村与城市在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差距的现状。据此,本文提出应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要抓手,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切入点,全面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城乡二元视角，选取我国2010—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区位熵测算三大金融行业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集聚水平，进而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集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金融集聚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金融集聚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同金融行业的集聚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银行业的集聚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险业的集聚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东北地区的溢出效应最为显著。最后，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文章提出推进金融制度改革、充分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打造经济增长极、制定差异化金融政策等建议。     

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家庭教育期望——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系统测算了中国农村家庭的生计恢复力，并深入探究了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家庭教育期望之间呈倒U型关系；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对家庭教育期望具有倒U型影响，自组织能力对家庭教育期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计恢复力能够通过影响教育回报率对家庭教育期望产生作用；农户生计恢复力对男性户主、女性子代和高教育回报率地区家庭的教育期望影响更大，政府的财政教育支出降低了二者的关联性。     

信息技术、常规任务劳动力与工资极化

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代了大量以常规任务劳动力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进而可能引发工资极化问题。本文基于扩展的工作任务模型从理论层面剖析信息技术是否会引致工资极化，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信息技术会通过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影响工资，这种替代性对劳动者工资水平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弱化了城市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提升作用，同时也强化了行业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负面冲击；该替代性对工资的不利影响在常规任务劳动力群体尤为突出，导致常规任务劳动力工资增速较慢，从而产生工资极化现象。本文的研究为应对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工资极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结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效应、工具变量等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与低级、中级、高级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尤其是显著提高低级和高级人力资本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从东部和中西部角度，还是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角度，数字经济发展均正向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且在低级、中级、高级人力资本水平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地，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具有积极作用，但到达一定阶段之后则会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各地区应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合理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人力资源有效性，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城市规模视角下数字经济规模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会显著减缓农民工相对贫困。一方面，借助城市规模集聚效应，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能有效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发挥减贫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扩大在通过促进农民工非工资收入增长，发挥减贫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红利更有助于缓解大城市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和高数字素养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并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数字鸿沟。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就业创业“孵化器”作用，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还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农民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互联网技能和数字经济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