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外出务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沈阳村级层面的调查

本文利用沈阳市4个县区162个村的调查数据,基于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着重从村级层面考察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均耕地面积对村民外出务工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村人均种植业收入的增加、村级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外出务工;村行政管理成本的提高而办事效率的低下极大地促进了村民外出务工;当地政府免费组织农民学习农业科技减少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村民在农业生产中采用先进技术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不显著;村内乡镇企业和现有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是吸引农民本地就业的拉力因素.     

集体林权改革后的林农生产投资行为

根据辽宁省农户调查的数据,分析了集体林权改革后林农林业生产投资现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影响林农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生产资金获取的难易程度、农户家庭收入、林地面积等显著影响林农投资行为,提出应拓宽林农投融资渠道、组建专业合作社和规范林业资源流转机制等对策建议。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农民工初职和现职就业质量评价及就业流动性研究——基于辽宁省6县市农民工就业史的考察

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及其质量是其市民化的首要问题。利用辽宁省6县市农民工的就业史数据,对他们的初职和现职就业质量做了较为科学的评价,对他们的就业流动性状况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认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上面临着严重的机会不公平。     

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市民的收入吗?———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简

城市增长具有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不同城市规模下,进入城市的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市民既可能形成分工合作关系,促进本地市民收入增长;又可能形成竞争替代关系,导致本地市民收入下降。文章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CGSS2008）中城市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流入对特大城市本地市民工资的影响不显著,而外来劳动力每增加1％就会使省会级大城市本地市民的年薪提高1．46％,中小城市本地市民的年薪下降0．83％。因此,外来人口与城市本地市民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特大城市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同时并存,大城市（省会）表现为互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中小城市则替代效应强于互补效应。     

基于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现状及思考——对辽宁15县(区)1210个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1210个农户的入户调研数据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中“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现状,从农民的视角揭示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评价及期盼。     

农村市场发育对农户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农户消费系统模型，利用农村住房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农村市场发育对农户消费行为及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市场发育对农户消费行为变迁和消费结构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沈阳市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对策探讨

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是推进农业农村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调查发现,沈阳市现代特色农业存在龙头企业带动力弱、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欠缺、品牌意识薄弱、销售流通渠道不畅、发展资金不到位等问题。最后建议重点发展十二种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并提出了发展方向和发展对策。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综述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的内部也产生了较大的分化,农民工已不再是同质主体。农民工代际分化生成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其最终归属是市民。本文对已有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2004-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动态面板及面板门槛模型,从整体趋势、时间效应及非线性结构3个方面分析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差异与城市生态效率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专业化及多样化集聚会在短期抑制生态效率提升,但长期促进作用显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改进效果相比单一产业集聚更为显著;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且存在集聚最优值;城市规模对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的关系呈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城市生态经济规划建设中,应加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投入力度,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根据城市基础条件制定相应的产业转移战略,且不可集聚过度,注重发挥产业集聚对城市生态建设的正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