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缺失、认识误区与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立场和举措

中美元首大阪会晤后特朗普再度出尔反尔,破坏了中美经贸共生共赢的关系。美中加征关税、反制关税的摩擦对抗加剧了风险失控。美中不平衡贸易量和产品结构决定着中美处于非对称摩擦地位,中方反制关税易陷入特朗普的螺旋式加征关税的陷阱。美中加征关税、反制关税未必一定是杀伤对方的,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情境。中方应以促使美方重回经贸磋商谈判为要义,警惕零和思维破坏中美共生共赢的经贸关系。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立场是: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以磋商合作而非对抗姿态化解经贸摩擦,发展中国经济、平稳好就业。举措是:打破被动应对摩擦的做法,对标世行营商环境标准,提升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动力;借力连续的进博会,打造出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促进中国制造对接全球生产,提升中国经济汇聚力,以避免与全球价值链脱钩。     

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出口的影响

本文扩展了Bustos(2011)的模型,在异质性框架下纳入企业互联网化和企业创新选择行为,从微观视角揭示出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其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进行互联网转型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虽然随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是低生产率企业和中小企业仍能从中获益;(2)无论是垄断行业还是低技术行业中,企业互联网化对企业创新均有着显著促进作用;(3)三种方式的企业互联网化都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其出口活动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且通过企业创新选择行为间接地促进企业进行出口。对于积极参与互联网化的低生产率企业表现得尤为显著。因此,互联网转型的企业应该通过激励其创新能力来提升企业出口。     

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位:经验研究

本文区分了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并使用多边双向贸易图刻画出这两种反倾销模式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不同贸易主体引致的贸易效应.经验研究证实: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对中美产生了显著不利的贸易调查效应,且美国多重起诉产生的贸易调查负效应更重；终裁期内美国对中国多重起诉征税比单一起诉征税给美国从中国进口造成更大的贸易破坏效应；并且,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调查引致美国从非被诉国的进口转移；终裁期内美国对中国单一起诉征税造成了美国从非被诉国的进口转移,而美国反倾销多重起诉征税却阻碍了美国进口转移,这一结论支持了Irwin( 2005)的研究发现.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主要行业产品的反倾销预警信息中心,加强横向磋商以抑制美国的反倾销活动,实施出口产品贸易偏转和走出去投资战略.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发展:以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为例

本文使用引力模型和Pooled EGLS方法进行研究发现:(1)1995-200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并非取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取决于增大的国家j市场规模、提升的中国人力资本质量等因素.(2)随机效应证实,国家或地区j与中国地理距离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共同边界和相同语言没有显著性影响.不过,Hausman检验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是更加有效的.(3)1995-2006年韩国、日本、美国等24个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反应不敏感,同期马来西亚、法国等20个国家反应敏感,说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作用具有国别性差异.(4)温州经验表明,强的知识产权制度并非是经贸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不同发展阶段,拥有特定特征的国家或地区应追求不同的知识产权政策.对策是,中国可利用贸易回转效应、加强劳动力知识技能培训来促进高技术产品进口;中国应区分贸易国别,精细地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寻求知识产权保护与经贸发展之间的平衡.     

金融衍生产品风险无法监控吗？

本首先探讨了不同主体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不同认识，回答了金融衍生产品“是什么”的问题，然后就人们对金融衍生产品风险认识上的几个误区进行了系统地阐述，明确了是非，在此基础上，论提出了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幻觉和风险悖论的观点。     

汇率制度的选择:文献综述

本文从一个多维视角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做出理论综述。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复杂多样,而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影响因素本身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因而由这些多因素差异性决定的汇率制度必然呈现出多样化。在围绕汇率制度的选择争论中,形成了几个争议性假说:原罪论、稳定霸权论与汇率变动转移论、浮动论与恐惧浮动论、中间空洞论与反中间空洞论。根据现实中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因素差异性与变动性,笔者预测,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多种汇率制度形式并存与相互转换。     

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实证研究

1998年～2003年月度数据计量表明，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依据美中两国月度统计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由此，人民币汇率浮动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美中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贸易上，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易耗性产品对美贸易上发挥出比较优势，而美国在高技术产品对华贸易上由于出口管制政策没有发挥出比较优势。政策建议是，美国要想缩减美中贸易逆差，就必须逐步取消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在鼓励出口的同时，应重视从美进口，采取以出口带动进口，以进口促进出口的贸易政策。     

中国企业参与垂直分工会促进其技术创新吗？

研究目标：研究中国企业参与垂直分工会对其技术创新产生何种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统计库匹配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VSS）,继而实证分析垂直分工对不同所有制、贸易类型及组织模式的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VSS从2000年的0.48下降至2013年的0.27;整体来说,中国企业参与垂直分工对其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区分所有制、贸易方式和组织模式后发现,垂直分工对外资企业、加工企业及外资加工企业的创新抑制效应最大。研究创新：在Upward等（2013）和张杰等（2013）关于VSS测算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研究价值：支撑了中国目前实施的“做强一般贸易、扩大一般贸易规模”的政策。该政策虽然使得企业的垂直分工程度不断下降,但不会削弱其技术创新能力。     

论"中元"共同货币区的构想与实现路径

根据“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理论范式，结合入世后中国港澳台与大陆日益融为一个共同大市场的客观现实，我们认为，建立一国两制下“中元”共同货币区应成为中国货币制度的未来选择，并就如何推进“中元”共同货币区尽早由可能变为现实提出了可行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