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陷阱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贫困陷阱类型更加丰富。与早期的物质资本匮乏导致贫困陷阱的理论不同,贫困陷阱的形成因素被扩展到自然资源、教育文化、政治制度、犯罪腐败、地理环境、疾病灾害等。其次,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更加多样。与早期单一的"资本形成不足"机制不同,当代贫困陷阱理论致力于从微观角度建立贫困陷阱形成的各种机制,例如门槛效应、邻里效应和制度失灵等。再次,更加注重实证检验分析,经济学家们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贫困陷阱做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分析,得出的结论更具有指导性和说服力。     

城镇化与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出路

水土流失问题已成为中国最大环境问题之一。在长期的实践中，科研工作者总结出了小流域治理模式以及相应的治理方法，在过去较长时间里对水土流失区的生态恢复与农业增产增收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今天，这种模式在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时增加方面遇到较大困难．进一步治理与治理成果的巩固面临诸多困境。为提高生态恢复效果并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有必要改变原有的人地捆绑的治理模式与以乡村为中心新农村建设思路，实施以城带乡和小县大城思路，形成以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带若干个县域中心城镇．辅以部分宜居宜业的富有人文与经济价值的中心村镇的网络型人居与产业结构。     

我国现阶段矿难频发成因及其对策:基于安全投入的视角

本文从安全经济学安全投入的视角探求我国现阶段矿难频发的原因。笔者认为，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由于安全投入的巨额性、安全收益的隐蔽性、收益实现的滞后性、安全事故的或然性、安全生产的外部性等因素的交错作用导致安全投入不足，从而引起矿难频发。据此，在全面分析我国安全投入不足的表现及成因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以煤矿企业为投入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协同筹资的“四位一体”方案。     

我国家庭农场研究进展与展望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促进了我国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也掀起了家庭农场研究的热潮并一直延续至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家庭农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给家庭农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因而有必要对已有的家庭农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家庭农场研究提供启示和方向。本文通过回顾和梳理CSSCI收录的题目包含“家庭农场”的382篇论文,从家庭农场的概念特征与地位作用、形成原因与发展条件、发展模式与经营模式、适度经营规模与经营效率（绩效）、制约因素与应对策略等5个方面总结其主要研究成果：（1）家庭农场是介于企业和普通农户之间的农业经营主体,既有“家庭”的特征,也有“农场”的属性;当前,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力军,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之一。（2）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不均衡催生了家庭农场;我国家庭农场的产生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密切相关,而制度改革是家庭农场形成机制中的关键因素;家庭农场的持续发展需要有相应的土地流转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市场机制和政府支持、投资保障和社会保障等。（3）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主要模式;各地资源状况和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家庭农场实践也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和经营模式。（4）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要“适度”,而“适度”的标准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具有显著差异;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明显高于普通农户,但经营效率普遍不高,尤其是技术效率水平整体偏低;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和绩效受到农场主及其家庭特征、农场经营方式和技术水平、经营环境和配套设施、农业扶持政策和政府补贴等因素的影响。（5）我国家庭农场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比如：农场主素质不高、经营管理能力欠缺,农场经营规模或方式不当、投资不足、技术水平不高,土地产权和流转制度有待完善,融资较为困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应从土地流转、农地改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场主培育、金融支持、财政补贴等方面加以完善。我国学者对家庭农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如：截面分析较多,长期跟踪分析不足;经济学角度分析较多,多学科分析不足;国内分析较多,国际比较分析不足。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着资本充足率较低、经营规模过大、盈利水平偏低、资产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必须采取按适度规模与效益的原则改革现有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体系、通过各种渠道补充资本金、切实解决不良资产问题、积极推进金融创新、构建盈利性目标的实现机制等相关措施。     

试论都市圈概念及其界定标准

都市圈作为经济、社会生活的新型空间组织形态,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的关注。然而,关于都市圈的概念和都市圈域范围如何界定,中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都市圈现象的研究和论述,给出一个都市圈涵义的较全面的表述,并归纳出都市圈“两大、两高、多通”三项定性原则,最后结合我国的国情,给出一个都市圈域界定的动态三阶段标准。     

试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于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在经济学家中存在着争论，一派观点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另一派观点则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其实，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有害还是有利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具体情况和环境而定，对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与资源的丰歉程度没有关系：一些资源贫乏的固定发展起来了，而有不少资源丰裕的国家却至今仍然贫穷落后。但是，如果不是从个别国家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资源的过度使用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能会造成严惩的后果。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辨证的关系；发展可能会造成环境的破坏，但它也可以有助于环境的改善；环境的破坏可能障碍经济发展，但环境的改善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从历史发展过来来看，环境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出现先恶化而后改善的情况，但是，当今发展中国家不应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应该走边发展边保护环境的道路。     

中等收入转型概率与动力因素：基于生存模型分析

研究目标：探索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型概率一般特征及转型动力因素。研究方法：基于K-M估计量估计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和转型概率,采用生存模型探讨中等收入转型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中等收入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平均停留时间为38年,转型概率呈双峰型分布,即前25年逐年上升,其间的25~40年间下降,40年后提高。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出口结构对中等收入转型概率有显著影响,尤其是中等人力资本。一个经济体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阶段转变过程中,技术进步的重要性逐渐提高,人力资本和出口结构的重要性逐渐减弱。此外,1950~1985年间中等收入转型主要依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1985~2015年间中等收入转型主要依赖技术进步和出口结构的专业化。研究创新：首次基于转型概率视角概括中等收入转型一般规律,使用生存分析研究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中等收入转型的动力因素,并区分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研究价值：拓展中等收入转型研究视角,延伸生存分析方法适用范围,研究结论对丰富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学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对中等收入国家制定转型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镇化与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出路

水土流失问题已成为中国最大环境问题之一。在长期的实践中,科研工作者总结出了小流域治理模式以及相应的治理方法,在过去较长时间里对水土流失区的生态恢复与农业增产增收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今天,这种模式在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时增加方面遇到较大困难,进一步治理与治理成果的巩固面临诸多困境。为提高生态恢复效果并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有必要改变原有的人地捆绑的治理模式与以乡村为中心新农村建设思路,实施以城带乡和小县大城思路,形成以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带若干个县域中心城镇,辅以部分宜居宜业的富有人文与经济价值的中心村镇的网络型人居与产业结构。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转变效应——基于边际劳动生产率方法的测算

采用经过改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方法估算了结构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结果显示,结构转变效应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它能够解释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1/10,这比通常估计的要低;其影响呈U型变化,在1998年以前较高,之后逐渐降低,加入WTO之后又升至更高水平。由于中国各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仍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农业人口占有较大比重,因此,结构转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