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差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

本文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引入不完全人口流动和内生劳动供给选择 ,针对两个不对称的地方经济 ,研究了政府的最优税收、最优公共支出和最优转移支付政策。我们发现了零中央政府收入税和逆向财政缺口 ,在有限政策工具的约束下 ,对应性转移支付也具有缩小区域差距的功能。不同级别政府间的服务竞争和税收竞争极大地影响了个人和政府的最优决策 ,拥挤效应和实际禀赋效应放大了通常意义上的收入效应水平。人口流动和财政分权提高了低生产力地区的福利 ,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高生产力、高禀赋地区对低生产力、低禀赋地区存在隐性的区域间收入再分配 ,中央政府的干预措施一般具有协调区域发展、补贴低生产力低禀赋地区的性质。结合我国东西部的经济现实 ,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打破已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的结构 ,提高财政政策效率     

财政分权与非国有制经济部门的发展

分权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而非国有制经济部门的发展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表现,于是分权能否促进,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命题。本文基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与非国有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财政分权对于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特征,说明分权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促进非国有制经济部门成长,但过度的分权也会抑制其发展。本文的结果也为理解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提供了视角。     

物质资本积累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两部门经济模型

本文主要在一个两部门经济中研究了健康的产生、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健康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动态行为。在一些情况下,经济中存在物质资本积累和健康产生之间相互影响的周期性变化关系,在另一些情况下,经济中会存在多重均衡。本文最后还讨论了收入税和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

本文建立内生资本利用和公共消费需求的单部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引入总劳动供给和消费需求的预期偏差所代表的不确定因素建立太阳黑子模型。我们的研究表明 ,在规模报酬不变技术条件下 ,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在较大的合理参数范围内仍存在稳定的吸引解。同单一生产技术冲击的基本实际商业周期模型比较 ,太阳黑子冲击对波动的贡献有限 ;实际冲击解释波动的主要部分 ;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 ;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政策建议是 :改善劳动供给的关键在于从现行劳动政策和制度入手 (如户籍制度 ) ,优化劳动配置 ,提高劳动效率。     

货币政策、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基于金融加速器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日本后危机时期的宏观调控措施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主要采取了超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强力干预日元汇率、直接干预股票市场、大力整顿金融环境、出台政策告示等措施。这些宏观调控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市委书记市长变更、财政支出波动与时间不一致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利用中国1994-2010年281个城市和市委书记市长变更数据对财政支出的变化进行研究,并对财政支出的波动原因进行探讨。本文发现,市级官员变更,尤其是市委书记变更,对财政支出增长率有显著的负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较为明显,同时与官员的年龄有关,即年轻官员变更对于支出增长率的负影响更加显著。总体来看,市委书记市长变更增加会降低财政支出增长率的整体水平并增加波动性。本文对财政政策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外债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影响渠道

通过搜集包括107个国家1960~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集,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估计,研究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总体上,外债对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发达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外债扩张可以促进投资增长,但同时会降低投资效率;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对投资增长的影响也是倒“U”形的,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