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营商环境的组态路径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政府服务、法治环境、经济发展、创业创新、城市文明、生活品质六个营商环境要素组态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存在四类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模式，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多元逻辑下的创业创新与城市文明驱动型、政府-社会逻辑下的城市文明驱动型、市场-政府逻辑下的创新驱动型、社会逻辑下的城市文明与生活品质驱动型。     

双重理论视角下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与必要条件分析法

新创企业竞争优势是战略管理和创业的共享研究主题。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某种特定理论视角，关注单个或几个前因条件的净效应。基于此，整合企业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以187家新创企业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和必要条件分析法，剖析个体与组织层次的4个前因对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表明，单个前因不构成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存在3种产生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路径，即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资源协同驱动型组态、资源主导下的企业家精神促进型组态、资源主导下的动态能力促进型组态；存在3种产生非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路径，且与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实现路径存在非对称性关系；企业家精神与动态能力在产生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组态中互为替代关系；而在动态能力和资源拼凑均缺失时，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资源的匮乏均可引致非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为实现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创业者应将创业当作事业，注意创业前与创业中各类资本的积累；新创企业应充分注重对现有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积极培育动态能力；政府则需要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好政策“落地”；失败并不一定是成功之母，创业者不能依靠失败的创业经验反向推...     

高科技企业离职员工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高科技企业离职员工创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离职员工为何离职创业，而忽略了对离职创业结果的探究。聚焦于离职员工创业机会创新性，以华为26个离职创业样本为研究对象，应用组态思维整合文化情境和个体特征两个层面因素，探究创业机会创新性背后多重条件间的复杂互动本质。研究发现：文化情境与个体特征因素联动匹配影响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实现；影响高-低创业机会创新性的路径呈现差异性，高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模式为创业自信驱动型、知识能力主导型与个体-组织协同型，低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模式为过度自信触发型与创业特质缺乏型。     

科技人才驱动区域创新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分类评价的视角

科技人才是实现区域创新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分类评价视角将科技人才分为基础研究类、应用研究类和创新创业类三个类别，从创新主体、创新组织和创新环境三个维度构建科技人才类别与区域创新差异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开展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三类科技人才驱动区域创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主要基于创新组织和创新环境，应用研究类科技人才立足于创新个体的基本素质、创新组织、创新环境，创新创业类科技人才侧重创新个体的影响力和创新环境。(2)三类科技人才与区域创新发展之间呈现九种组态路径。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为组织主导型、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共同主导型，应用研究类科技人才为组织主导型、环境主导型、个体—组织共同主导型、个体—组织—环境均衡发展型，创新创业类人才为个体驱动型、环境主导型。(3)三类科技人才既有环境主导型这一通用性驱动路径，也有各自不同的专用性驱动路径；不同组态路径的替代关系中创新环境“硬条件”支持尤其重要。最后，本文基于三类科技人才个体、组织和环境的要素组合，为驱动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企业员工劳动关系满意度提升路径组态分析——基于38家企业1223位员工的调研

本文以38家企业的1223位员工数据为调研样本，基于ERG理论识别生存、关系、成长三个需求层面的7个前因条件，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运用组态分析诠释前因条件与高劳动关系满意度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结果表明：生存需求层面因素、关系需求层面因素及成长需求层面因素均不构成高劳动关系满意度的必要条件，提升员工劳动关系满意度需要三个需求层面因素的协同作用；劳动负荷与个人发展在实现高劳动关系满意度的过程中发挥了普适作用；存在三种模式驱动员工产生高水平劳动关系满意度，分别为生存——成长双需求主导模式、关系——成长双需求主导模式、生存需求主导模式；替代效应存在于关系、成长两个需求层面因素之间，以及生存需求层面因素之间。为促进企业员工劳动关系满意度的提升，企业要在多方面进行投入，有针对性地进行劳动关系管理；企业要在充分了解员工劳动偏好特性情况下做出合理的工作分配及任务量调整，还应关注员工个体的职业发展期望；企业可通过合作型企业文化的构建或重视企业自身的发展与成长，驱动生存需求层面及个人发展各要素上均获得满足的员工产生更高水平的劳动关系满意度；企业可通过加大劳动报酬投入或承诺工作稳定性与...     

员工绿色行为多路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个体感知视角

在中国语境下，员工绿色行为表现形式存在扩展性，学术界对其影响因素未形成统一认知。本文从员工个体感知视角，通过访谈和问卷收集资料，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了外部因素、组织因素和个体因素对员工绿色行为的联合效应。研究表明：个体感知视角的绿色行为主要包括环境保护和安全健康两个方面，提炼出七个影响因素并将其划分为三类；外部因素、组织因素和个体因素形成了影响员工绿色行为的多种组态形式，表现为“殊途同归”的特点；作为组织因素的组织促进以核心条件出现在三个组态中，是员工绿色行为的重要推动力；作为个体因素的个体规范以核心条件出现在三个组态中，是员工绿色行为的重要内驱力；组织促进和个体规范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在其他因素作用下，参照群体和习惯便利偏好的组合与绿色风气和结果预期组合可以相互替代，绿色感知和参照群体的组合与结果预期可以相互替代，绿色风气与绿色感知的组合和习惯便利偏好可以相互替代。本文从组态视角解释了员工绿色行为的差异化路径，弥补了传统统计分析对员工绿色行为解释单一性问题，为有效促进员工工作过程中的绿色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促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基于组态分析视角

伴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深入落实,各地区加快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建设创新生态的步伐。尤其对于资源型地区而言,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和严重的“体制阻变效应”,亟需借助创新生态战略政策突破资源锁定效应,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基于MLP(multi-level perspectives)视角,从创新利基、创新体制和创新景观三个层面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影响资源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模型,以全国26个资源型地区为案例,运用fsQCA与NCA方法分析创新生态系统多重因素影响资源型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存在三条驱动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创新利基驱动发展转型、体制机制驱动转型和创新环境驱动转型。存在四条引致资源型地区非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整体要素贫乏型、资源—政策抑制型、资源—政策—产业规制抑制型和资源—环境缺失型。创新主体对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发挥着普适作用,政策驱动是促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基础设施与创新环境需要与其他条件发挥协同作用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研究结论对揭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组态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联动效应分析

在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创新融合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为合理匹配问题与方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NCA必要性检验方法,以29家上市银行(截至2018年底)为样本,根据国资委依据团体标准T/AIITRE 10001—2020《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所确定的数字化转型六大新型能力及其所对应的创新生态要素,探析创新生态要素组态耦合效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及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 主体能力(数字人才)、载体能力(数字渠道)、过程能力(数字组织)、对象能力(数字市场)、合作能力(数字伙伴)、技术能力(数字技术)均不是单独产生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必要条件；(2)存在3条驱动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模式：“渠道+组织”双轮驱动的点轴发展模式、“市场+伙伴”要素聚合的多极网络模式、“人才+技术”双重挖潜的业务极核模式；(3)存在4条驱动商业银行非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路径,根据核心驱动因素将其归纳为“渠道+技术”抑制型和“渠道+伙伴”抑制型两种类型。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组态视角审视商业银行“数字+”转型路径,使用QCA方法“由果溯因”的探究创业生态要素的协同耦合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揭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启发商业银行基于创新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自身重新定位并基于禀赋优势探索更具生命力和适应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对标和政策建议。     

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影响分析与组态分析的双重视角

研究目的：探究中国耕地“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压力、状态与响应因素的多重并发影响和因果组态复杂机制。研究方法：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的影响分析和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sQCA)的组态分析。研究结果：（1)2004—2020年中国耕地“非农化”面积总体呈增长态势，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市和不同单元分别表现出“东多西少”“阶梯递增”“中西扩散”特征。（2)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体现出明显时空异质效应，其中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是普遍性的因素。（3)压力、状态与响应中单因素并不构成影响耕地“非农化”的必要条件，不同地区耕地“非农化”的实现是诸多因素构成的不同组态构型并发协同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组态构型的核心因素和辅助因素会发生角色和地位的转换。研究结论：耕地“非农化”受经济、社会和资源配置等多重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在制定调控管理政策时需着眼于不同组态路径中压力、状态及响应多重条件的适配关系，加强城市建设占用耕地的空间规划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