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考察了我国1985-2003年期间6类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特征.冲击响应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经济增长是影响我国污染排放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反向作用,然而后者具有一定滞后效应.方差分解结果显示人均GDP是解释各类污染排放的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然而污染排放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差贡献度则相对较小.     

环境污染、内生增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本文通过将环境质量作为内生要素同时引入生产函数与效用函数，构建三个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环境污染外部性、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开发以及内生技术进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模型的基本结论表明，在环境污染的约束下，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和决定性因素。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的最优发展战略，政府可以通过扶持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活动，促进清洁生产技术进步和制定严厉的环境标准，以及增强全民环保意识与可持续发展意识来达到这一目标。     

技术外溢与吸收能力:基于开放经济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

通过构建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探讨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外溢与本国技术吸收能力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对模型的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得到了均衡增长路径的稳态增长率，并就解的政策含义进行了讨论。模型的基本结论是：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以及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然而贸易开放度、技术水平差距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关于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率偏低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02年期间样本数据考察了储蓄、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变化。协整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与投资之间具有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但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率低下是制约资本形成的关键原因。进一步基于VAR系统的脉冲响应检验结果证实我国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过程存在显著的时滞效应,同时投资行为具有自我积累效应。最后本文基于实证结果指出如何通过形成储蓄—投资转化方式的多元化和转化过程的竞争性来促进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     

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基于六类污染指标的经验研究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指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曲线关系。运用1996年～2002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本文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在内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倒U型EKC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同时就本文选取的部分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二氧化硫排放）而言，也存在以相对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越过环境倒U型曲线转折点的可能。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多地是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而且，FDI的技术扩散效应直接决定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表明在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存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丰裕度决定了我国对FDI的技术扩散效应的吸收程度，从而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时序数据的经验分析(1985～2003)

本文选用1985￣2003年期间我国的六类环境污染指标,从时序维度考察了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收入变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首先,基于MaddalaandKim提出的改进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具有协整关系的四类变量中,只有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其他三类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协整关系均为负,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其次,分别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与TodaandYamamoto提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六类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GDP之间的一般规律:人均GDP是导致污染排放量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污染排放并不是导致人均GDP变化的原因。     

出口贸易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分为出口部门自身相对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两类，来考察出口贸易如何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以出口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为基础，本文结果表明，出口贸易主要通过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然而出口部门相对要素生产率优势对增长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我国目前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不高，因此导致出口贸易未能与人力资本充分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

本文运用中国工业部门1998～2001年的企业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网络基础设施外,其他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决策和出口数量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从标准化系数来看,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出口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大。这说明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中国贸易增长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扩展的边际,不是集约的边际。此外,我们还发现:(1)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促进内资企业的出口决策和出口数量的增加,但对外资企业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2)研发投入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差异。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外资企业的出口决策和出口数量,而对内资企业的作用恰恰相反。     

企业如何出口骗税

虚假贸易与骗税已经严重干扰了中国出口市场的正常秩序，骗税行为的多变性与隐蔽性更加大了预防成本与监管难度。本文基于2005-2012年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数据库的双边贸易数据信息，首次识别了出口退税激励下企业骗税方式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骗税方式由出口退税激励、错报成本及风险概率共同决定；高报出口数量被大多数企业广泛采用，而高报出口价格和伪报产品类别取决出口外部环境以及产品自身特性。此外，高价格产品更倾向于高报数量骗税，差异化产品企业更容易选择高报产品价格骗取出口退税；加强税收稽查力度、取消自由裁量权和中介的关联方交易都会影响出口骗税方式的选择。本文为有效防范出口骗税、遏制虚假贸易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