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一、对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基本判断近二十年来，中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中国政府贫困线估计，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亿逐步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０００万。贫困人口在这一时期的大幅度减少主要归功于经济高速增长和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计划。然而，如果按１天１美元的国际标准估计，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农村贫困人口约为１亿，占全球贫困人口的１／１３。粮农组织估计的中国营养不良的人口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间平均为１．１６亿，占总人口的９％，占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人口总数的１５％。…     

我国扶贫资金投向及效果分析

随着近年来扶贫资金的不断增加，我国贫困人口减少速度却不断减慢，扶贫效率日趋低下。在诸多提高扶贫效率措施中，调整扶贫资金投向是特别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分析结果显示，对农户的直接生产和创收性扶贫投资在短期内对农户收入的增加有明显的作用。另外，除了继续加强道路、人畜饮水和灌溉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外，大幅度增加社会服务领域的扶贫投资，重点需要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看病及其子女上学费用高和技术培训不足等问题。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的识别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OLS和Logistic模型)来识别与农户贫困和家庭福利状况高度相关的预测指标。我们发现,无论是OLS模型还是Logistic模型,都可以准确预测50%以上的贫困家庭。Logistic模型在准确预测贫困家庭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在选择合适的概率切割点后,预测的准确率可以达到70%以上。我们还发现,要准确预测极端贫困人口是十分困难的。在实践中,较高的贫困线有利于提高预测和瞄准的准确性。     

"WTO与中国农业"座谈会专家观点摘编

20 0 1年底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就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农业发展问题 ,组织部分专家与在京新闻界朋友进行了座谈 ,本文是这次座谈会上农经所部分专家的观点介绍。     

教育对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文对1994—2004年中国分区域农村各文化层次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比重对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结论表明,总体上看,具有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均对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影响较大,从小学到大学依次递增。东西部农村不同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系数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及其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整体上低于东部地区。     

农村信用社缘何热衷"转贷"

“转贷”是指贷款已到期或快到期时,从账面上给予贷款对象同量或增量新贷款来替换旧贷款。由“转贷”行为所产生的虚假盈利,掩盖了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并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以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实现了持续地高速经济增长,也取得了大规模的减贫成就。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至2014年已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然而,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扩大,剩余贫困人口的贫困度越来越深,贫困人口依靠经济增长和区域性扶贫开发脱贫的难度越来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研究

测度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脆弱性,对贫困进行事前干预,不仅能增强扶贫政策的精准度和长效性,还能降低减贫政策成本。本文利用8省16县1050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测度方法,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下,2015年、2016年农户的平均贫困脆弱率分别为54.29%、47.62%,且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与未搬迁农户脆弱率变动相比,已搬迁农户的脆弱率下降幅度更大;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户主年龄在65岁以上、未上过学、家庭抚养比在75%及以上、劳动力数量在6个及以上的家庭未来最容易陷入贫困。     

“母凭子贵”:子女性别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本文从资源理论和文化规范理论的视角剖析了子女性别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机制,并使用贫困地区农村的调查数据予以验证。研究发现,生育男孩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家庭决策权的提升有正向影响,第一胎生育男孩或最终育有男孩均会提升妇女在家庭主要事务中的决策权。并且,在购买日常消费品、购买耐用消费品和建房、家庭借贷、子女教育这4项家庭事务上,子女性别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究其影响机制,本文经验证得出的可能解释是,"重男轻女"的文化观念导致了"得子而止"的生育模式,这种生育模式会改变夫妻的相对资源,进而影响妇女的家庭决策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文化宣传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引导生育观念转变,并通过提高女性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来改善女性的相对资源,是改变"得子而止"生育模式、提高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