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打破减速魔咒

撇开那些算命先生式的“中国崩溃论”不谈，近来，学术界也出现了若干关于中国经济减速可能性的严肃讨论。有两个依据国际范围比较进行的研究，值得给予格外关注：一是摩根士丹利研究人员提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这个“魔幻数字”时，     

另一半人口红利

<正>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有人把这简单归结为改革开放的成果是不足够的。第一,很多项重大改革属于一次性效益,比如家庭承包制改革示范效果就是一次性,80年代中期就结束了。第二,任何改革开放制度变迁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潜力都会通过具体的源泉、具体的引擎真正释放出来。     

产业升级可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即沿海地区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延续比较优势。中国已经属于低生育率国家，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因此“十二五”时期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是持续的。     

农民工周期性失业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的失业,即宏观经济波动导致的周期性失业、劳动者技能与用人单位需求不匹配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以及劳动者寻职时间过长导致的摩擦性失业。我国未来将越来越多地面对上述三种类型的失业,其中周期性失业尤其需要给予高度关注。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在劳动力市场上往往遭遇到歧视性对待,劳动合同签约率也较低,就业不稳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业冲击。虽然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因不能涵盖非户籍人口而不能完全反映周期性失业的状况,但是,从就业状况变化也能够看到,周期性失业现象是存在的。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实现金融危机冲击的V形恢复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重要的时期。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系统地解决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等社会经济问题,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过渡。     

最紧迫的三项改革议程

我认为,以下三项改革议题,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和新一届政府所无法回避的。这些议题既涉及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最具紧迫性。户籍制度改革首先,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潜在增长率。如果中国能够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将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使此期间平均每年的潜在GDP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其次,通过消除制度障碍疏通劳动力流动渠道,继续创造资源重     

推进丽水“五大”建设

丽水力争到2015年实现生态文明由全国先行区向示范区、小康建设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4000美元向8000美元“三大跨越”，其重要突破口就是加快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大生态”建设.     

从金融危机影响再论就业优先原则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最大的威胁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在于就业岗位的损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大规模失业。这次失业冲击因同时与三个群体（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压力相碰头，并形成摩擦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同时严峻化的倾向，因而显得特别突出。由于后两个群体是思想活跃、流动性大的青年群体，如果不能及时、妥善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他们会成为较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此外，就业在安定民心、稳定社会中处于最中心位置。     

如何解除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束缚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在经历两个重要转折点时,经济增长会受到结构性冲击.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的转折点冲击主要在供给侧,导致供给侧潜在增长率降低;总人口到达峰值的转折点冲击主要在需求侧,可能导致需求侧潜在增长率降低.后一转折点主要通过人口总量效应、年龄结构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对消费需求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由于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低,其获得的劳动收入下降十分迅速,因此,消费水平将随年龄增长而趋于萎缩.而且,由于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家庭养老均具有现收现付的性质,劳动年龄人口社保缴费负担重,消费有后顾之忧,在退休之前的年龄段上就出现消费减少的现象.扩大居民消费以保持总需求水平与供给侧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要求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加大再分配力度,以及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普惠性和保障水平.     

中国在经济恢复中应防止无就业复苏

“现在政府努力保增长，许多人预期，经济增长恢复了，那么很自然的，失业率就会下降，就业就会得到恢复。但是我也有一个担心，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叫做无就业的经济复苏。”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