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境旅游与民航客运关系及城市分布的统计分析

利用1990-2006年外国人入境客流量、国际民航客运量、国际航线数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26个热点城市外国人入境客流量、民航客运量、航线条数等截面数据,对外国人入境客流量及入境后在各城市的分布与民航客运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1）时间序列数据显示,国外入境客流量和国际航线数、民航客运量呈直线相关,其中,国际航线的边际影响系数为8.47,国际航空客运量的边际影响系数为1.56;（2）截面数据表明,国外入境旅游客流量与和国际国内航线数、民航客运量呈线性相关,航线的边际影响系数为2.68,民航客运量的边际弹性系数为0.08;（3）由于入境后旅游者在各城市采用不同的交通方式,依据入境客流量统计值与民航客运量模型值的偏差,将26个城市划分为4种航空依赖类型。     

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关系探讨

投资活动是企业价值增加的关键环节,投资效率则成为衡量投资的重要标准。本文从定性的角度论证,财务杠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资过度,减少投资不足,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但利用财务杠杆的同时,企业也面临着较大的财务风险乃至破产风险,因此应力图克服其负面作用,更好地提高投资效率,使企业能持续健康有效发展。文章从财务杠杆的角度去探讨如何解决投资效率这一问题,对改变我国企业投资现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伏牛山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及对策研究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实地考察法,对伏牛山体育旅游资源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伏牛山有十分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如能加以合理开发和利用,将会对伏牛山体育旅游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江苏省国际国内旅游的空间聚集性及成因分析

入境旅游的空间集中度高于国内旅游,CRn指标和HHI指数都有较大的差异。10年入境旅游的空间集中度和空间均衡度变化不大,反映出入境旅游的市场结构比较稳定;国内旅游的空间集中度和均衡度保持稳定,意味着江苏省国内旅游的市场已基本成熟。入境客流量的空间分布受最高级别旅游景点和区位条件的制约,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和最高级别的旅游景点上;国内游客的空间分布受A级以上景点丰度和交通区位的影响,在地域分布上具有较大的均衡性。     

数字经济、资源依赖与绿色经济发展

结合理论和实证深入分析数字经济、资源依赖以及绿色经济发展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丰裕的自然资源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也会产生明显的资源依赖倾向,抑制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这不仅弱化了当前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造成了恶性循环。第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而且该效应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外溢性,能够有效弥补资源依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三,中国数字经济与自然资源间关系并非是“互补性资产”而是一种“互斥性资产”,数字经济对资源依赖的具体影响仅体现弥补作用上,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没有改变自然资源的使用偏好,反而还加剧了资源依赖倾向,同时该影响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第四,政府环境管制可以通过影响价格机制进而降低资源依赖度,而且不同管制力度下数字经济的“绿色效益”存在明显差异;第五,资源依赖程度取决于要素间替代关系,资源与其余要素间相对价格又是影响要素间替代关系的关键因素,资源价格的提升可以将数字经济与自然资源间“互斥性资产”关系转变为“互补性资产”关系,进而打造有利于绿色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优势,而且该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国内旅游流循环空间格局及形成机理——基于网络关注度的分析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构建旅游内循环成为旅游产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途径。文章利用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旅游网络关注度数据，基于旅游流循环强度、流量规模匹配度、流向偏好匹配度3个指标，探究我国国内旅游流循环的空间格局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各省（区、市）间均存在旅游流双向输出，旅游流循环在不同分析指标下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异质性；基于自然断点法、K-均值聚类将旅游流循环划分为不同类型，其中，L-L型旅游流循环个数远多于H-H型，表明国内旅游流循环类型结构不合理；基于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回归分析发现，旅游流循环的影响因素及其边际效应不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优化国内旅游流循环空间分布格局、提升旅游流循环质量的建议。     

“东西”还是“南北”地区旅游发展差距大？

文章以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作为衡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指标，从“东西”和“南北”两个视角，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2000—2019年的旅游发展差距进行了测算和地区分解，使用QAP方法对地区旅游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地区旅游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趋势，旅游收入的地区差距比旅游人数大。地区间差距是“东中西”地区旅游发展差距的主要来源，地区内差距是“南北”地区旅游发展差距的主要来源。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大于南北方地区，但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旅游发展差距下降速度快于南北方，表现为南北方地区之间的旅游发展差距逐渐赶超东西部地区。各地区旅游发展差距排名由大到小依次为西部地区、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旅游发展差距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交通基础设施、旅游资源、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客源市场等，各因素的边际效应存在时空异质性。全样本QAP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公路密度和人口数量是影响地区旅游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差距的贡献在不断减小，公路密度和人口数量的贡献在不断上升。     

“互联网+”是否驱动了居民消费升级？——基于消费品有效供给的厂商研发创新端视角

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从消费品有效供给视角研究“互联网+”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中国“互联网+”水平提升有利于驱动居民消费升级，而且较乡村居民而言城镇地区居民的消费升级趋势更加明显；“互联网+”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厂商研发创新能力，进而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但是不同类型的研发创新起到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高端技术创新对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中端模式创新仅对乡村居民消费升级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而低端外观设计创新对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皆不明显；中国“互联网+”发展模式存在明显的重视产业末端创新而忽视产业前中端创新的偏好，这种路径依赖行为使得研发强度的提升导致“互联网+”赋能外观设计创新的影响效应出现递增式发展态势，而其赋能技术和模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呈现显著递减态势，当研发强度位于1.1197%～2.877%区间时,“互联网+”发展显著提高了厂商外观设计创新的投入，有利于提高消费品附加值，但是随着研发强度超出2.877%水平时，产品外观创新的效益逐步淡化而且挤出了中高端技术创新资金投入，对居民消费升级的推动作用也逐步弱化。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配套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