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转移”视角的区域金融失衡问题研究

"双转移"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广东省的创新实践,其成功实施与金融体系的支撑密不可分。当前广东省区域金融失衡问题依然严重,制约了"双转移"战略的贯彻实施,究其原因在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政策的杠杆效应失灵。而以政策倾斜为导向,以市场机制为手段,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金融体系,能有效解决区域金融失衡问题,促进"双转移"战略的实施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与货币错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被逐步纳入到世界经济运行的轨道。作为货币尚未国际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导致了严重的货币错配。本文从国际收支失衡的角度,采用AECM指数体系,对1985～2004年中国的货币错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中国的货币错配日益严重,虽然货币错配及其风险尚未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但已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和企业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货币错配及其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     

论日本政府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二战后，面对日趋严峻的贸易摩擦，日本政府采取了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策略予以应对。在对内策略上，日本政府通过对企业的支持与控制、对产业的引导与调控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及时调整来消除引发贸易摩擦的内部根源；在对外策略上，日本政府通过灵活多变的谈判策略、深谋远虑的公关手段和通过积极推行市场多元化战略、利用多边贸易体制保护自己等措施来化解贸易摩擦的外在压力。也应当看到，日本政府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上也有深刻的教训：过多的妥协招致了贸易摩擦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应对贸易摩擦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型出现了严重失误，引发后果严重的经济泡沫；资本输出导致“产业空心化”给本国经济衰退埋下了隐患等等。     

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东亚应对全球失衡的必然选择

从中长期来看，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不断向主要几个国家和地区集中是不可持续的，东亚国家面临极大的风险。这一背景下，加强东亚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是必然的选择。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完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加强区域货币和贸易投资合作，并进一步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     

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深层根源与反思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也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作为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出现的事物,寻求它的规律显得很有必要。笔者从贸易摩擦发生的外部、内部两大方面进行了原因分析。同时,结合这些原因,提出了几点应对当前贸易摩擦的对策。     

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下完善我国农业保险的对策

2007年6月,重庆和成都被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意味着国家已经把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作为今后国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同时,我国保险业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失衡、城市保险发展迅速、农业保险却逐年萎缩等问题.探究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量化分解与评估

定量分析显示,我国目前的外部失衡主要是内生性和外源性的,是国内外实质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短期内不可能靠调控政策完全消除,强行消除反而不利于经济稳定运行。面对外部失衡的政策重点应在于尽力阻断外部失衡向国内经济传导和对国内经济协调运行构成负面冲击。     

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及其前景

世界经济失衡的实质是美国与亚洲主要经济体及部分产油国之间的结构性货物贸易失衡,其中美中结构性货物贸易失衡最为引人注目。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转移,进而引致亚洲经济体对美出口返销是当前这种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因此,世界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取决于当前美国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及外国对美资本流入是否可持续。     

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下外贸失衡和汇率失衡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把我国的外贸失衡和汇率失衡看作是全国性失衡是不恰当的,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视角,本文认为我国外贸失衡主要是指东部地区的外贸失衡,我国汇率被低估主要是指东部地区的汇率被低估,而中西部地区并不存在外贸失衡和汇率被低估的现象。因此,要调节我国汇率和外贸的区域性失衡,依靠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减少东部的汇率和贸易失衡,但会增加中部和西部的汇率和外贸失衡,而实施地区差异化的外贸政策、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是解决我国汇率和外贸的区域性失衡的可行办法。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失衡——基于“十二五”期间的展望

文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挖掘出导致失衡的多方面因素:高端和低端劳动力市场的非完全市场化,对外投资企业融资市场的非市场化,政府多头交叉管理造成的低效率。本文认为,在十二五期间,必须全力推动我国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实现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逐步消除行政性垄断,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藉此方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