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基金最优持股比例研究

在不考虑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条件下,在无穷期生命期限模型中,中央计划经济和竞争性均衡经济的结果是完全等价的;但是在有限生命期限模型中(如代际交叠模型等),中央计划经济和竞争性均衡经济的等价关系就不一定成立,而且在"动态无效率"的情况下,竞争性均衡是帕累托无效的,这时就有必要引入政府来调节经济效率。本文在代际交叠模型中引入国有股形式的社会保障来研究最优社会保障基金持有国有股的比例。研究发现:通过调节社会保障基金的持股比例可以实现中央计划经济和竞争性均衡经济的等价,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确定最优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持股比例。本文的结论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在未来的实际运作有指导意义。     

新古典模型中收入和财富分配持续不平等的动态演化

本文讨论了当个人劳动能力和偏好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分配的差异如何通过遗产机制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持续性不平等程度。论文分析表明：在偏好、个人劳动能力和个人收入的随机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整个经济系统存在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稳定不平等状态，而且，这种稳定的不平等状态与初始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一次性的产权配置都是无关的。最后，本文分析了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对持续不平等程度的影响，通过分析指出：从长期来看，在劳动能力和初始财富存在差异而偏好没有差异的情况下，征收劳动收入税比征收资本收入税更有利于改善由于能力差异所造成的持续不平等。     

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卡尔多事实描述的是发达工业化经济在短期内的现象，如果我们考虑欠发达国家，或者考虑工业化早期，卡尔多事实所反映的规律就会消失。一般而言。人均产出增长率与人均产出水平两者之间表现出非线性的驼峰形(hump-shaped)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关系是由于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比重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引起的。进一步，本文提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型。一种认为经济增长由工业部门驱动，另一种则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两种模型都与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吻合，至于哪一个模型能更好地反映经济现实，则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短期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

自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理论以来,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致力于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两个分离的理论体系统一起来。法国经济学家让-米歇尔·格朗蒙(Jean-Michel Grandmont,1939-)在这     

土地财政、房地产需求冲击与经济波动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纳入到一个DSGE模型框架中,刻画和分析其在经济波动的传导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运用中国宏观数据对模型进行了估计,识别出房地产需求冲击是导致房地产市场波动的主要冲击,并对模型在该冲击下的反应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存在,一方面会显著地放大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另一方面会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传导到实体经济,放大消费、投资和产出波动。同时,模型产生的脉冲反应与来自VAR的实证证据实现了较好的匹配。在此基础上的福利分析表明,土地财政带来了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且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强,福利损失越大。而政府通过土地供给政策的运用,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过程。     

货币错配、汇率升值和经济波动

本文在考虑当前东亚各国普遍存在的资产型货币错配情况下,将Ber-nanke等(1999)模型推广到小国开放经济中,分析了由外生冲击导致的汇率升值影响经济的传导路径,以及这种影响程度所取决的因素。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存在资产型货币错配时,汇率升值降低企业净值,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和产出。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升值导致的产出下降幅度与该国的货币错配程度和金融加速器效应直接相关。当该国货币错配程度较高,金融加速器效应显著时,外部冲击导致的升值可能使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     

熊彼特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熊彼特增长理论(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的兴起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其不仅为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而且为我们研究其他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核心特征是内生的研发和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从代表性的熊彼特增长模型、熊彼特增长理论的应用、基于熊彼特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熊彼特增长理论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等几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回顾了近二十年来这一领域发展中较为重要的文献。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这一领域文献的发展脉络和内在演化逻辑,为国内学者研究熊彼特增长理论提供一些线索。     

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模型的分析

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重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本文在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框架下内生化劳动力供给,假设政府通过征收平滑的收入税为公共支出融资,并且将政府公共支出区分为资本性支出和研发性支出,从而考察了税收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政府通过征收收入税为生产性公共支出融资时,收入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的关系,从而回到了Barro(1990)的结论,尽管本文强调的政府财政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Barro(1990)差别较大;在基准经济(benchmark economy)的参数环境下,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从而经济中存在一个最优的财政支出结构。     

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与波动的研究-引入人力资本后的RBC模型

本文以中国经济五十年(1952—2001年)实际经济数据为背景,在基本 RBC 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考虑内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用率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形成。内生人力资本利用率从根本上揭示了经济增长波动的内在传播机制。本文指出传统的单纯以物质资本利用率为基础解释波动机制的观点不足以充分解释波动的形成。而在引入人力资本及其利用率之后,连同物质资本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波动机制的形成。     

PPI与CPI背离、金融摩擦异质性与货币政策选择

2011年下半年到2016年初PPI与CPI长时间持续背离的现象一直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本文从大宗商品价格、上下游生产结构与金融摩擦异质性视角分析了这一现象,并探讨了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研究发现:(1)负向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导致PPI的下降,由此带来的货币政策宽松与中国结构性金融摩擦分别从需求端和成本端拉升了 CPI,从而导致PPI与CPI的反向背离,这为PPI与CPI的背离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2)本文比较了盯住PPI通胀、CPI通胀以及两者加权通胀的货币政策规则,发现盯住加权通胀带来的福利损失最小,表明央行在稳定CPI的同时,也应重视对PPI的稳定.(3)本文比较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结果表明从福利角度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显著优于数量型工具.此外,本文强调了上下游金融摩擦异质性这一结构性特征对认识中国经济现象以及制定政策的重要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