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县域结对帮扶政策衔接路径——以河南省潢川县为例

结对帮扶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和关键创新。后扶贫时代结对帮扶机制完善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更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河南省潢川县为案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剖析县域结对帮扶组织过程，并基于现存问题构建衔接路径。研究发现：脱贫攻坚时期，县域多元主体参与扶贫过程，通过稳定结对、持续帮扶等方式，激发了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了区域产业发展。但目标考核导向下的个体脱贫成效聚焦，导致政策实施瞄准欠佳，引发扶贫资源配置倾斜及区域发展失衡。结合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特征，提出结对帮扶的“角色转型—信息化改造—体系重构”框架，依托“县—乡—村—组”多维尺度，构建乡村治理精细化目标导向的县域结对帮扶网格化管理体系，助推结对帮扶模式转换与政策衔接，促进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监管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本文通过切入绿色创新的研究视角,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促进效应综合体现在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总量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外部资源效应和外部压力效应进而作用于绿色创新。结合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工具研究发现,在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环境信息披露与事前引导类环境规制工具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呈现互补效应、与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排污收费呈现替代效应。最后,基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品市场竞争较弱的行业、重点污染监控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     

连锁股东与企业创新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近年来，连锁股东这一经济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于连锁股东经济后果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以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连锁股东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创新数量，提高了其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连锁股东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信息机制)以及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治理机制)来影响企业创新。深入区分发现，连锁股东的治理机制支持管理者平静生活假说而非职业忧虑假说。最后，作用环境研究结果表明，在信息环境越差和治理水平越低的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这再次印证了连锁股东影响企业创新的信息机制和治理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不仅丰富了连锁股东和企业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对新时期如何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应用ChatGPT辅助行政决策算法危机治理的探索与思考

探讨ChatGPT辅助行政决策的可能性，提前预判其可能带来的危机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以文献分析为方法，就ChatGPT辅助行政决策进行了可能性分析，并基于其技术特性探讨ChatGPT辅助行政决策可能导致的算法危机。ChatGPT存在双面性，可能引发行政决策的安全性、科学性与公正性危机，因此要从多个层面防范其应用于行政决策当中的风险。为了规范ChatGPT在实际中的运用，要从强化ChatGPT辅助行政决策的监督机制、优化ChatGPT辅助行政决策的技术保障机制、搭建ChatGPT辅助行政决策的主体机制三个方面着手，引导ChatGPT辅助行政决策走上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     

产业转移对农村福祉的影响——基于永州市数据

<正>研究产业转移是否会改进农村福祉及其影响程度对于构建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永州市2区9县为案例,采用2016年至2020年的面板数据,借助主成分分析法量化农村福祉,并使用回归模型探究产业转移对农村福祉的具体影响。     

聚酰亚胺表面化学改性的红外光谱研究

聚酰亚胺表面通过在碱或胺溶液中改性以提高与其他材料的结合力。通过1 mol/L的KOH处理并质子化和5 mol/L的NH2(CH2)2NH2处理分别对聚酰亚胺表面改性,通过FTIR-ATR红外光谱对改性表面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聚酰亚胺表面改性是从外到内渐进的选择性反应,随处理时间延长改性程度增加;与KOH相比,NH2(CH2)2NH2反应活性较弱且空间位阻较大,因此其改性程度明显较低。经处理后酰亚胺环打开,聚酰亚胺表面激活生成氨基化合物和羟基,从而提高了表面结合力,但为了不影响整体材料性能,需控制改性时间。     

高科技企业离职员工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高科技企业离职员工创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离职员工为何离职创业，而忽略了对离职创业结果的探究。聚焦于离职员工创业机会创新性，以华为26个离职创业样本为研究对象，应用组态思维整合文化情境和个体特征两个层面因素，探究创业机会创新性背后多重条件间的复杂互动本质。研究发现：文化情境与个体特征因素联动匹配影响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实现；影响高-低创业机会创新性的路径呈现差异性，高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模式为创业自信驱动型、知识能力主导型与个体-组织协同型，低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模式为过度自信触发型与创业特质缺乏型。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机制识别、保障条件分析与异质性检验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技术、资本和人力之外的又一核心生产要素。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内提高经营效率、对外获取政府补助和提高市场关注度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内部的高端人才和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有力保障。最后，基于行业类型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地存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本文不仅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高质量生产：有调节的链式中介

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动能，但数字技术应用影响企业高质量生产的内在机制还需要深入探讨。基于浙江省制造业企业330份有效问卷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高质量生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内部控制、价值创造在数字技术应用和企业高质量生产之间分别起部分中介作用；内部控制、价值创造在数字技术应用和企业高质量生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战略导向正向调节了价值创造与企业高质量生产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和价值创造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展和深化认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高质量生产的内部影响机制，并为制造业企业寻求高质量生产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