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田收购与利益分配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被迫对外开放。随着洋人租界的建立及随后的不断扩张,相应的农田转化成了租界道契土地。由于租界当局和外国房地产商掌握租界扩张和城市建设的核心信息,他们在土地交易中是得益最大的群体;中国中间商或为洋商充当购地中介,或参与炒地,先买后卖,也是获利丰厚的利益群体;相比之下,卖地的中国原住居民由于信息蒙蔽,他们是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得益最少的群体。本文系统利用30卷《上海道契,1847—1911》等第一手资料,使全文的分析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     

20世纪30年代的华资银行与中国实业

近代中国的新式银行资本并不是与工业资本作为同一个资本的不同职能分工而产生的。我国工业资本产生于洋务运动,而银行资本的产生则整整迟了30余年之久。而且,华资银行产生初期,多因找不到业务的基点而呈昙花一现之势。当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融资体系已由外国银行和钱庄操纵,华资银行插足不易,而本国工矿企业总体上太弱,银行难以将业务的重心放在过于薄弱的客户群上。直到北洋政府初期,政府大量发行公债,华资银行靠经销公债才得以立足。这以后,民族工矿企业在总体上也慢慢发展壮大起来,并涌现出一批在当时较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华资银行与这…     

交通系与交通银行

交通系官僚掌控 交通银行是1907年由邮传部奏准清廷创设的,当年筹备,次年正式营业.额定资本白银1000万两,开办时先收一半.该行由官商合办,官股占四成.交行兼有普通商业银行和特许银行的双重身份,它"以利便交通,振兴轮、路、电、邮四政为重任",通过经理交通四政专款而实际分理了国库,成立后并有发行钞票之权,总行设于北京.邮传部对交行的行务和人事都有监督和审核的权力,交行总理也是邮传部提名简任的.     

近代中国货币市场的整合与分割

所谓市场整合,应该是指各地要素价格相等,或趋同。这并不符合近代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近代中国市场的区域性价格差异明显,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缩小差距的趋同趋势。就中国近代货币市场而言,各地货币标准紊乱,充分体现了市场的分割性。市场的分割表现为以血缘、地缘和业缘基础上的分割,更表现为行政性分割。此外,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也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对1921年1月至11月上海、汉口、镇江、苏州四城市旬平均银拆和洋厘数据,以及1921年1月至1922年12月上海和苏州两城市的旬平均银拆和洋厘数据的相对价格和离散系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表明:即使是在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大城市之间,货币价格仍基本处于分割状态;对于1932-1937年上海、汉口、宁波、杭州、重庆等五城市年平均月息的相对价格和离散系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也无法得出市场整合的结论。     

近代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大股东权利

近代中国的公司法规中出现过限制大股东表决权和选举权的规定。这种限制大股东权利的思想是从西方引入的,其目的一是为了保护中小投资人的利益,二是为了增加经营者在与大股东谈判中的筹码;同时,这也是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思想在经济政策中的体现。但实际效果并不好,因为大股东的股权可以分散于其家族成员之中,从而减小其限制的效果,为此可以设计出优先股等其他的办法,更能有效地限制大股东。然而在政府权力大于私人产权的情况下,只要政府想要介入某个企业,就可以介入某个企业,而不必借助于其他理由。这样,大股东权利问题就显得不重要了。     

货币、货币化与萧条时期的货币供给——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局回顾

近代中国货币供应结构的改变(存款比例增大)解决了现金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文章测算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认为它是稳步增长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中国、交通两银行等核心金融机构力挺工商业的带头示范和同业合作,以及政府对中交两行接管初期的某种督促,保持了货币供给的增加,使中国市场较快走出困境;但政府统制金融的另一面则是扼杀了市场的活力,缺乏制约政府行为的配套改革,因此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埋下了非常不利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