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以物抵债资产膨胀现象的经济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抵债资产的生成机理及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抵债资产膨胀与拖延处置预示着银行体系内部不良债权的逐渐累积，并将导致商业银行对以物抵债手段的日趋依赖而影响其改革进度；商业银行长期存在的体制性内因及外部环境因素的约束，使其不具有抵债资产处置上的激励；抵债资产处置必须找到政府、企业及商业银行三者利益的结合点，而如何协调好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已成为抵债资产处置的关键；抵债资产处置必须具有超前性，合理预期抵债资产的变现能力和设计有效的保护措施是必要的前提。     

银行转型的宏观经济冲击

本文从改革前的中国国有银行资本金问题入手,研究自2003年以来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介入到2005年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境外上市全过程,对改革过程中的成本分担、银行性质导致的宏观经济脆弱性及波动、银行股权转让中的定价问题进行研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就资本的本质看,传统意义上的国有银行在性质上并非资本金不足的银行,而是全额资本金银行,由此,存借贷三角关系是描述国有银行的必要模型,由于借款人的“终止威胁”和存款人的持续资金供给导致信贷资源的错误配置和长期产出增长激励;第二,转型中的国有银行处于从全额资本金到部分资本状态的动态变迁,由此导致信贷增量的萎缩,但存款的持续上升导致国有银行不得不追加信贷投放,形成2005-2006年的新一轮信贷周期;第三,从国有银行的股权定价看,由于面对国有银行改革,国内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和境外普通投资者对国有银行的价值预期存在差别,由此形成不同的资本价格;第四,宏观货币和汇率调控机制的改革致使国有银行改革面临特殊风险,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考虑是最优的银行转型安排。     

商业银行抵债资产问题研究

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抵债资产的生成机理及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抵债资产膨胀与拖延处置预示着银行体系内部不良债权的逐渐累积,并将导致商业银行对以物抵债手段的日益依赖,从而影响其改革步伐;商业银行长期存在的体制性内因及外部环境因素的约束,使其不具有抵债资产处置上的激励;抵债资产处置必须找到政府、企业及商业银行三者利益的结合点,而如何协调好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已成为抵债资产处置的关键;抵债资产处置必须具有超前性,合理预期抵债资产的变现能力和设计有效的保护措施是必要的前提。     

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理论探讨

传统民营经济对缓解就业压力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受刺于自身的筹资能力和承担风险能力而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中小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农协演变经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尝试运用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和工具，对日本农协的演变过程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分析。论文通过对日本农协特点与本质的认识，指出某些反市场原理的因素促成了农协的产生与存续；虽然中日两国的农村和农业在若干方面存有相似，但并不能说明农协模式在我国具备推广的条件，许多制约因素的存在，决定了目前这仅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论模式。     

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家族企业问题研究

在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家族企业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特别是农村工业的主要企业制度形式,而传统经济学对家族企业广泛存在的理由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实践证明,选择家族企业制度是我国农民适应外部环境而求得生存发展的理性选择,存在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同时,家族企业本身也是一种具有自我调节与自我更新能力的开放系统,在未来进一步扩大化的农村工业化进程中,仍然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村民自治与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企业--急速城市化进程中广州村民自治变迁逻辑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以高速城市化的广州及其周边作为考察地域，把普遍存在的社区型股份合作企业发展，作为观察村民自治变迁过程的视角，通过对村民自治功能的深入讨论，揭示了村民自治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提出，广州的村民自治组织与社区型股份合作企业正在逐步走向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会影响到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而且还会影响到城市化进程中国家在乡村社会治理上的制度安排。     

工业化进程中村民自治变迁的经济学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本文把普遍存在于珠三角地域的社区型股份合作企业发展，作为观察村民自治历史变迁的视角，通过对村民自治功能的讨论，从中揭示广州市村民自治存在的合理性；指出村民自治组织与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企业正逐步走向融合，而且这种融合将直接影响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国家在乡村社会治理上的制度安排。     

商业银行以物抵债资产膨胀现象的经济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抵债资产的生成机理及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抵债资产膨胀与拖延处置预示着银行体系内部不良债权的逐渐累积,并将导致商业银行对以物抵债手段的日趋依赖而影响其改革进度;商业银行长期存在的体制性内因及外部环境因素的约束,使其不具有抵债资产处置上的激励;抵债资产处置必须找到政府、企业及商业银行三者利益的结合点,而如何协调好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已成为抵债资产处置的关键;抵债资产处置必须具有超前性,合理预期抵债资产的变现能力和设计有效的保护措施是必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