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人付费”vs.“发行人付费”:谁的信用评级质量更高？

本文选择2011-2015年被中债资信覆盖的发债A股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比较了“投资人付费”与“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评级质量高低。研究发现:(1)与“发行人付费”评级相比,采用“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中债资信所作评级显著更低。(2)与“发行人付费”评级相比,当采用“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中债资信所作评级越低时,发行人未来盈利能力越差、预期违约风险越高,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也越高,这表明“投资人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质量更高。(3)“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的内部私有信息,但由于同时存在独立性缺失问题,“发行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质量仍然不如“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质量,这说明独立性对于评级机构尤其重要。     

“营改增”、企业议价能力与企业实际流转税税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由于间接税具有易于转嫁的性质,企业所缴纳的流转税并不能代表其实际负担的税收.因此,在探讨“营改增”对企业流转税税负的影响时,我们应将税负转嫁因素考虑进来.本文从税负转嫁出发,首次基于企业议价能力的视角,利用2010-2012年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营改增”对企业实际流转税税负的影响.结果发现:(1)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越低,企业的名义流转税税负在“营改增”后上升幅度越大,但其绩效并没有因此而下降;(2)经销商的议价能力越低,企业的名义流转税税负在“营改增”后上升幅度越大,但其绩效并没有因此而下降.进一步地,本研究表明,企业的议价能力会对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与目的是否一致产生重要的影响,政府和企业在做决策时都应将其考虑进来.     

CFG桩复合地基处理技术的工程特性

CFG桩复合地基是一种常见的地基处理技术,就是在天然地基承载力不足、压缩性过大的情况下,在地基内采用振动沉管或长螺旋杆钻孔灌注成桩的方法在基础中形成增强体与原地基土共同承担荷载,以满足建筑物安全承载和正常运用的要求。CFG桩具有施工简单、沉降变形小、造价低、承载力提高幅度大、适用范围较广、社会和经济效益明显等特点,因而被广泛地用于工业厂房和民用住宅的地基处理和加固。     

家族控制、金融发展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家族控制、金融发展对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发现,家族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显著低于非家族上市公司,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族上市公司面临着比非家族上市公司更高的融资约束。进一步地,在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中,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显著更高,而且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族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并推动其现金股利的发放。     

企业社会责任:“真心”抑或“幌子”?——基于高管内幕交易视角的研究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究竟是“真心”还是“幌子”?与现有研究聚焦于考察社会责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同,本文基于高管个体行为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个体证券交易行为的影响。基于2008～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10338个内幕交易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能抑制高管内幕交易的规模,更能显著降低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这表明作为社会责任的谋划者,企业高管并未以社会责任为“幌子”牟取个人证券交易的私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企业“真心”承担社会责任的证据;(2)进一步从“信息模型”和“声誉模型”双重视角探究发现,在企业信息不透明和高管个人声誉较差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并且相较于高管个人声誉较差的情况,企业社会责任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对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的抑制作用更强。总之,本研究从高管个体行为视角提供了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积极治理作用的证据,不仅丰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对利益相关者也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家族控制、法律环境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证据

家族控制、法律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都会对公司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以中国2004～200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家族控制、法律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相比信息披露质量较低,法律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进一步地,法律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推动家族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避税天堂直接投资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基于年报重述视角的实证研究

年报重述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但鲜有文献从海外投资视角揭示年报重述的影响因素。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对年报重述的影响,并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的视角揭示其作用机制和治理机制。研究发现,拥有避税天堂直接投资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发生年报重述,在控制其他因素后,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公司的年报重述概率要比非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公司高15%以上。其原因在于,避税天堂直接投资降低了公司信息透明度、增加了公司代理成本,进而增加了公司年报重述的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对坏消息类和补充公告类年报重述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也会显著增加年报重述所涉及的领域数量和会计期间数量,而良好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分析师关注可以发挥公司治理效应,削弱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对年报重述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刻理解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在实践上为加强避税天堂投资行为的监管以及完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