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评价及实证研究

有鉴于利益相关的相关问题已成为现行公司治理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设置代理投票制度、累积投票制度、职工监事制度三个利益相关治理评价指标，考察中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参与公司治理和利益相关权益的保护状况。评价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治理水平很低，还处在建立健全的初步阶段，还不足以对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产生显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亟侍建立和完善利益相关治理机制，以便充分重视和解决利益相关问题，提升整体公司治理绩效，最终达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价值的目的。  

审计委员会治理与审计意见

本文从审计委员会的存在性、独立性和勤勉程度三个方面,将审计委员会与审计师规模、异常审计收费、审计师变更等结合起来考虑,探讨审计委员会治理对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意见类型以及不利审计意见改善和审计意见恶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审计委员会的存在性,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勤勉程度对外部独立审计师审计判断及其所出具的审计意见的影响更为显著;在结合考虑审计师规模、审计收费、审计师变更等相关因素的前后均可以发现,在董事会中设立审计委员会并切实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勤勉程度,不仅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而且亦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对管理层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衡。  

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审计约束有效性的影响

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审计约束乏力的情况下,集中持股、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基本为非流通股)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避开外部审计约束；而此时,其他大股东很有可能不选择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提高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此外,持股比例和制衡能力的消长以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使得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制衡度和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之间表现为正“U”形关系。  

不利意见、审计费用与意见购买

本文进一步区分上年度不利审计意见的具体类型、审计费用的升降以及审计意见的改善与恶化。研究证实:(1)上年度被出具不利审计意见虽然可能增加本年度收到不利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但是亦可能提高审计意见改善的可能性,并和审计意见出现恶化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2)如果上年度被出具不利审计意见,则异常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改善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3)审计费用的增加能显著降低被出具不利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并可有效防止年报审计意见出现恶化。可见,公司管理层可以通过提高审计费用成功地实现审计意见购买动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不利审计意见。  

利益相关者治理评价和治理指数——基于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评价

本文对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所做的评价显示：（1）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较低，在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分布不均衡，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较为薄弱。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的表现不如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中小股东参与和权益保护程度亟待提高。（2）2003、2004年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相对样本总体较好。2004年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显著高于样本中的其他上市公司，同时2004年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高于2003年中国最具价值上市公司，但是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则不然。  

企业业绩组合 业绩差异与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管理层信息披露的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

本文主要考察企业业绩组合、业绩差异与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季报披露时间的信息内涵。实证研究显示,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好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大;上年年报为“好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坏消息”,上年年报为“坏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好消息”,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坏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比上年度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小。这可能是由于一季度季报和上年年报均要求在4月30日之前披露的特殊性,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行为,一季度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可能关键取决于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披露的“好消息”或“坏消息”带来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组合与权衡。  

行业差异、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与治理指数分析

有鉴于利益相关者的相关问题已成为现行公司治理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设置五个利益相关者治理评价指标,考察中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和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保护状况,并得出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对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进行的行业分析表明: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和样本总体在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及其所涉及的五个具体方面均存在重要差异,这说明行业差异可能对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和治理水平存在重要的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评价及信息披露指数研究

本文借鉴中外有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和法律法规，以信息透明度为核心选择信息披露完整性、真实性、及时性三项评价指标，依据实证调研的数据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整性进行统计分析并作出初步评价。中国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真实性、及时性、完整性及信息披露指数上的表现均不尽如人意，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分属不同行业、第一大股东性质不同、分属不同省区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状况总体偏差，信息披露指数比较低。  

信息披露组合动机与及时性差异

本文将主要考察年报和一季度季报披露中存在的组合动机对年报和一季度季报披露及时性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一季度季报和上年年报均要求在4月30日之前披露的特殊性，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组合动机和信息操作。年报和一季度季报的披露时间选择可能关键取决于年报和一季度季报披露的“好消息”或“坏消息”带来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组合与权衡。  

“限薪令”的政策效果:基于竞争与垄断性央企市场反应的评估

在新一轮国企分类改革的背景下,本文针对2014年《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构建模型分析了事前的薪酬管制对竞争和垄断性央企的不同效果,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限薪令”具有实际约束力,降低了央企高管的货币薪酬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2)竞争性央企有显著负的累积异常收益,符合“干预假说”,垄断性央企几乎不受影响,支持“中性假说”;(3)就影响机制而言,公司治理越差、行业增长率越高、竞争越激烈、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的损失也越大,但这些都只存在于竞争性央企中。鉴于“限薪令”对竞争和垄断性央企不同的冲击效果,本文建议国企高管薪酬政策应遵循分类改革与精准监管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