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继任方式、家族权威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

代际传承背景下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是家族企业治理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分析和检验了差异化二代继任方式如何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以及二者关系是否会依赖于家族权威差异而发生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与渐进型二代继任相比，激进型二代继任会削减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关系受到家族权威的影响。在家族成员权威和非家族创业元老权威较重的企业，激进型继任者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削弱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二代继任3年后，激进型继任者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显著下降，且其削弱效应在规模较大企业以及创立时间较长的企业中更显著。     

土地市场扭曲如何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策略在促进各地区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势必会给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深刻影响。本文综合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城市土地交易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配置存在明显的工业偏向性，进而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被低估，产生工业用地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扭曲问题。这种反向扭曲可通过抑制技术进步、阻碍产业结构高级化、弱化集聚经济效应等机制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土地市场扭曲不利于一般贸易企业与混合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但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抑制作用由东到西依次递增。土地市场扭曲不利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集体企业及民营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非线性影响：部门市场化程度差异视角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不同部门市场化程度有所差异，劳动供给的部门异质性随之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汉森门槛回归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依托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文章探讨了工资对劳动力个人供给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部门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我国市场部门与公共部门劳动力的个人劳动供给有所差异。第二，工资与个人劳动供给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存在部门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三个"突变点"，工资门槛均使得工资"激励效应"加强并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三，劳动供给的工资门槛存在性别、城乡和行业异质性。第四，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个人劳动时间供给趋于降低，签署书面劳工合同使得市场部门劳动力工作时间显著增加，而政治面貌显著影响公共部门劳动供给。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我国劳动力个人供给曲线均未"向后弯曲"，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幸福感等议题需持续关注。     

中国之治下持续优化黑龙江省营商环境的思考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持续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转变过去追求政府优惠政策的"洼地",转向构筑公平营商环境的"高地",进而释放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实实在在的推动企业发展,让市场主体真正体会到更简洁的审批流程、更强力的监管政策、更优质的服务质量。因此,重视营商环境建设,重视当前大的营商环境背景下企业家精神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此作为基础工作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强化食品抽样检验推动食品安全深度监管

做好食品抽样检验工作是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的关键,本研究对目前国内食品抽样检验管理现状进行了分析,针对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强化制度建设、强化技术团队建设、制定统一检测标准等方法,并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旨在保障公众食品安全,提高食品抽样监管力度。     

成都市国际化营商环境升级版战略研究--基于万博新经济研究院营商环境指数的分析

打造营商环境是促进经济的重要环节,提升营商环境是增强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手段。论文通过引入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发布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2020)》,多角度对比分析成都与国内先发城市,发现成都在营商环境方面的优势与短板,最后得出改进措施,旨在为成都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质量变革视角的产业集群升级路径研究--以顺德世界级家电产业集群为例

质量是引领经济发展的标杆,质量状况决定产业集群升级的基础,质量改进优化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质量提高影响产业集群升级的方式,质量生态系统决定产业集群升级的能力。在质量变革视角下,顺德家电产业集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链整合和主攻智能制造升级的路径为:一是由贴牌代工向自主品牌升级;二是由整机生产向全产业链一体化转型;三是由自动化走向智能化。推动家电产业集群升级对我国促进传统产业集群升级有重要启示,通过制造业产业集群质量全面提升以促进我国产业集群全面升级,是助力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The heterogene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social ties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an emerging economy

Firms in emerging economies are faced with multiple, incompatible institutional forces in their environmental activities. Which of these forces will be dominant and instantiated within an organization is partly determined by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that a firm maintains with external acto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social ties and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undertaken by firms in China, an emerging economy, by categorizing board social ties into three types in terms of the three isomorphic forces in the institutional field (coercive, normative and mimetic). Drawing on institutional and agency theories, using a sample of listed firms in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industries, and a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method, the result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ies that are linked to coercive and normative forces (i.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universities) are related to a higher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however, those that are linked to mimetic forces (i.e., industrial peers) have a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which is mitigated by CEO power.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board social ties 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experienced by firms in a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ism are at an early s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