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工程造价控制探讨

长期以来在水利工程设计中人们只重视工程项目在技术上的合理性，而忽视其经济上的合理性，结果造成工程造价失控。论述在设计阶段控制工程造价的重要性，阐明了水利工程推行限额设计的重要意义。     

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及其组织网络构成研究

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是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结果,被赋予了许多新的使命,它具有高固定成本投入与低再生产与复制成本、需求的不确定性等经济与政治属性。围绕"创意→投入→生产→销售→最终消费者购买"这一基本产业链过程,逐渐形成了一个融合市场、科层和网络治理机制的组织网络。这一网络围绕文化产业链、生态和政治与地理空间的展开会有更为具体的网络形态,并形成多级网络构成。     

中国众创空间科技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

基于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理论,依据众创空间2017—2019年数据,运用三阶段超效率SBM-DEA动态模型,结合ML指数、Dagum系数和Moran’s I指数,考量我国众创空间科技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和空间分布。结果发现：众创空间科技创新整体效率较低,区域之间差异较大;科技创新效率的差异来源于组内和组间差异,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格局,具有较强的局部集聚性。鉴于此,应进一步依托众创空间的科技创新动能和区位优势,构建区域优势产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聚集科技创新人才,提升科技创新产业水平。     

基于ESG理念的新型电池储能综合价值测算及经济性评估

基于ESG（环境、社会、治理）理念,采用双指数学习曲线函数,模拟储能成本动态变化过程,根据动态全寿命周期成本和综合价值,构建新型电池储能经济性评估模型,依据江苏省新建储能电站相关数据,考量新型电池储能的综合价值,验证模型有效性。结果发现：当前新型电池储能电站建设成本高,价值回收难以补偿全寿命周期成本,制约新型电力系统发展。仿真结果表明：当储能成本降至2900元/kW时,新型电池储能能够达到投资边界值,经济上可实现大规模应用。     

中国金融发展与TFP关联关系实证研究——基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表现为规模的扩张、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金融发展一方面通过资金支持、信息甄别、分散风险和创新激励来促进技术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成本收益结构、政府偏好、政府选择集和诱发社会认知转变来促进制度创新,进而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促进TFP增长。以1992~2011年中国的实际来看,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间接影响TFP增长,但金融结构与TFP增长无显著关系。在金融发展与TFP的关联机理中技术和制度创新存在不完全的中介效应。     

管理层利用董事会报告可读性配合盈余管理了吗

依据2007-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量管理层是否会利用董事会报告可读性配合盈余管理。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存在管理层利用董事会报告可读性配合其盈余管理行为,表现为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公司董事会报告可读性较差,盈余管理程度较低的公司董事会报告可读性较好;且当年董事会报告可读性较差的公司下一年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当年董事会报告可读性较好的公司下一年盈余管理程度较低。此外,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董事会报告可读性配合其盈余管理的动机会更强。     

MBR工艺在垃圾渗滤液处理中的应用

垃圾渗滤液具有NH3-N高、COD浓度高等特点,传统的处理工艺往往存在较大的处理压力,出水水质难以得到保证.然而MBR工艺很好地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对污染物去除率高,对污水变化适应性也很强,系统启动速度快,另外,一体化设备简单紧凑,节约占地,操作、维护简单.逐步成为国内外垃圾渗滤液处理的主流工艺.     

我国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构想

一项法律制度的目标能否实现,相当程度上依赖立法的科学与司法的准确。我国保险法对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规定过于笼统,实践中许多问题的处理都找不到依据,主张权利的地位得不到保障。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很大程度上归结于缺乏具体有力的法律规范,而非制度品格的科学性。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并不需要标新立异的思想光辉,而是价值的实现。因此,当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在理想与现实中出现偏差时,我们现在所应做的,不是对它的怀疑与责难,却是更加包容与关切的眼光,致力于法律制度的完善。     

论建筑方案设计中的造价控制

随着建筑业改革的逐步深入,建筑市场日益完善,招投标制和合同制的逐步推行,以及我国加入了WTO,与国际接轨,建筑市场开始参与更激烈的国际竟争,项目的经济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全过程造价控制已成为趋势。建筑方案设计阶段造价控制是全过程造价控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有效地对其加以控制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     

论彻底转变我国境外上市保险公司治理机制

我国境外上市保险公司改制不彻底,存在国内超额控股、独立董事制度不到位、利益制衡机制不健全、信息披露不合规、投资者关系管理不够重视等诸多现实问题。只有通过出售部分国内(有)股、发展壮大海外机构投资者、严格信息披露、加大投资者关系管理力度、构建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价机制、形成独特优良持久的公司治理文化等,才能真正实现彻底转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