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商业银行角度看大学生信用卡高睡眠率问题——一个银行间的博弈模型

大学生信用卡高睡眠率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银行的盈利水平,而且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本文从单个商业银行的角度出发,建立一个银行间的博弈模型。通过对银行在大学生信用卡市场上的行为选择的分析,得出目前多家银行同时抢占相同的市场是造成大学生信用卡高睡眠率问题的主要原因,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银行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采取其它银行不易模仿的策略来赢得大学生的认可,进而提高市场占有率。     

官僚制的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官僚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官僚制内部信息结构和激励结构的困境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对官僚制所作的改革.     

中国的工资性别差距及其分解——性别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存在?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对劳动者的工资性别差距进行测度和分解,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单位特征后,男性劳动者的小时收入比女性劳动者高23.8%,考虑就业选择偏差后的工资性别差距更大一些,达25.2%。由于劳动者特征差异形成的工资差异很小,而且往往是女性由于个人特征占优而有助于缩小差距。差异的更大部分是由收益率差异造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别歧视的存在。主要表现在工龄方面受到歧视,女性的工龄收益率低或者为负值。进一步考虑选择性偏差和找到工作概率进行分解的结果说明,女性在就业获得方面受到歧视,这会严重影响其与男性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民营企业融资的体制性障碍

现行的融资体制与民营经济在预算约束的性质、融资渠道和信用关系上并不兼容。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不可能通过对现行融资体制的有限调整而得到解除。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体制只能“内生”出来,这意味着国家应该积极推进金融领域的开放,鼓励和支持国内民营金融机构进入金融领域。在漫长的信用关系转换中,国家应坚定不移地履行产权保护职责。     

危机时代的不确定性与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开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

欧盟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等世界其他国家的决策者们都在制定一揽子拯救计划以防止金融危机对其经济造成强烈冲击。各国政府也都在用基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来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鉴于危机的全球性质,整个欧洲的联合行动会不会是更好的办法?是否因在一开始迟迟不愿采取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而备受谴责的德国最终发现了一种在高度不确定情况下的等待的期权价值?文章认为,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而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有些复杂,关键取决于把这场对所有欧洲国家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危机理解为一种外生的需求冲击具有多大的合理性。     

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不可转让规则与农地产权保护——农地征用中农民利益受损的法经济学分析

本文考察了我国农村土地在征用中的产权形态和农民利益的保障情况.由于城乡土地制度的分割,政府便成为城乡之间土地流转的惟一中介,农地转化为城市非农用地一概须经过政府的征用才能实现.这种制度安排使农地产权成为一种失去法律防护的权利,它既不能依据财产规则来保护,也不能以责任规则来保护,甚至不能得到"不可转让规则"的保护.因此,农地产权是一种残缺的产权.在城市化运动中,以这种产权为基础的农民利益失去了制度保障.     

中国体制转轨的经济秩序分析

中国的转轨秩序是多重秩序的共存与冲突,它带有明显的计划秩序痕迹,转轨秩序的基本特点是违规,违规既是计划秩序的内在变异,又是市场秩序冲破计划秩序“壁垒”的基本手段,它能满足秩序的“共同”要求,市场秩序替代计划秩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主要障碍是“关系”秩序已有普遍化趋势。     

关于“去工业化”问题的再思考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欧债危机,使去工业化由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的表现,变成了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一转向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文章在理解这两种对去工业化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上,从去工业化现象产生的现实前提与发展逻辑出发,对去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再思考。     

从高校扩招看公共政策的制定

2003年是普通高校扩招之后的第一批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的年头.根据统计,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12万,比2002年增加67万,多了将近五成.在劳动力市场供给面出现"井喷"行情的同时,虽然国内总体宏观经济形势向好,但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随着电子、金融等热门行业的"战线收缩",用人单位的日趋"理性化",就业市场热点不明,需求面呈现出明显的疲软态势.不可否认,自1998年以来开始实行的高校扩招政策,在缓解就业压力,拉动内需,改善高校办学条件方面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今天的"大学生就业难"和"扩招效应"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不应归咎于扩招本身,而是我们对扩招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估计不足,在政策的制定上缺乏通盘考虑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