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绿色建筑发展思考

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正成为全球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实现“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领域。目前,国外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绿色建筑金融支持体系,而我国金融支持绿色建筑在标准体系、评价体系、工具体系、配套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与借鉴金融支持绿色建筑发展的国际经验,为实现绿色金融供给与绿色建筑需求的精准匹配提出意见建议。     

新形势下对提升基层央行监管效能的思考——基于综合执法检查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与交叉融合不断深化,金融机构类型不断增多,金融业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电子化、网络化、科技化趋势,产品嵌套衍生,业务纷繁复杂,监管机构一时难以跟上节奏,仍然运用传统的监管方式和手段进行监管,对商业银行的许多新产品、新业务无法进行穿透式监管,基层央行的“两综合、两管理”在执行中也遭遇诸多问题,监管有效性面临质疑。     

中部六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地级市区数据与空间统计方法

基于地级市区数据的空间统计与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关系是统计显著的.实证结果为对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时空特征整合的统计建模提供了有力支持.     

我国地方国库现金模式选择探讨

随着财政国库管理体制的深入改革,我国逐步建立了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实现了国库资金的集中支付,实行了国库库存资金计息等重大改革。中央金库及地方各级国库库存资金稳步增长,国库库存资金的高位积聚,为国库现金管理创造了空间。2006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运作的正式启动后,探索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运作的可能性、必要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的测度研究——基于CoVaR模型的分位数估计

基于国内3家上市城商行2011~2015年的公开股市市场数据,利用Co Va R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技术对我国城商行系统性风险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城商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整体走高,其中,北京银行对系统性风险平均溢出效应最小,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风险平均溢出效应接近。且城商行对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并不仅仅取决于其资产规模和单体风险,而主要受机构间依赖度、市场关联度、业务复杂度等因素影响。这意味着监管部门应将系统性风险监管重点放在机构关联程度和业务复杂性上,并根据各家城商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的程度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管和指导,以提高系统性风险防控的效能。     

投资偏好、预算约束与地方政府支出行为

通过建立地方政府最优选择模型,提出政府支出行为的"四阶段"假说,并利用中国31个省(区、直辖市)1997~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系数随时间变化的变系数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大致处于"四阶段"的第二、三阶段之间,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明显。     

现代金融区域辐射力研究——基于长沙对湖南省内其他市州辐射力的实证检验

通过分析金融区域辐射力的形成机理,以金融竞争力和金融辐射程度作为测度金融区域辐射力的核心变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金融竞争力评价模型,再结合断裂点理论构建金融辐射程度评价模型,并以长沙对湖南省内其他市州的金融辐射力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长沙作为省会城市,其金融竞争力远高于省内其他市州;但长沙对省内其他市州的金融辐射度均未超过90%,未能充分彰显其竞争力。为此,应从金融区域辐射力的形成基础、源泉和载体三个方面深化区域经济联合发展,打造区域特色金融品牌和做大做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我国创业板市场和主板市场之间风险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GARCH-Diagonal BEKK模型、Chi-plot图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我国创业板市场与主板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来分析创业板市场与主板市场之间的波动性、相关性及波动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明显存在从主板市场到创业板市场的均值溢出效应;创业板市场与主板市场之间也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两个市场的波动相关性随着创业板的发展而逐步提升;创业板市场与主板市场之间的风险传导强度呈现倒“V”特征(即先增加后减少).为进一步降低创业板市场的波动风险、促进创业板市场健康发展,本文提出强化创业板市场导向、健全创业板规则体系、强化投资者风险意识等政策建议.     

农民工城镇非正规就业的经济学分析

非正规就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后的主要就业形式,然而,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选择非正规就业的原因却是不同的。基于农民工和政府两个微观经济主体视角,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结论,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和政府共同选择的现实结果。     

资本项下企业利用跨境人民币结算规避监管的模式、影响及对策研究

当前,跨境人民币结算增长迅猛,资本项下人民币交易额高速增长。企业利用资本项目逃避监管,进行投机的行为在增加,造成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汇率波动加大、削弱境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此须采取强化各监管主体相互配合、联通人民币资金流动的内外部循环等四方面措施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