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结构、信息不对称与技术创新——基于一项自然实验的研究

本文利用“十五规划”后2002-2011年间的“国退民进“浪潮作为自然实验,通过倍差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所有权结构变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原国有企业在进行了民营化后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成果有了较高的提升,民营化后专利产出提升了200％～300％;第二,原国有企业在民营化后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发生了改变,内部信息传递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进而弱化了委托代理问题;第三,所有权结构的变化正是通过信息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弱化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中介影响.本文不仅从所有权结构的新视角补充和拓展了技术创新的现有研究,而且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效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证据.     

宅基地流转的实践路径、权利结构与制度回应

从改革政策和试点实践来看,宅基地流转沿着农户自决和集体主导的双重路径展开。农户流转农房引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社会主体因农房转让或者抵押而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同时取得宅基地法定租赁权;如果农房流转作为经营性用途的,理应由农民集体为农房受让人设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在集体主导宅基地流转场合,农户实现户有所居,社会主体通过集体出让取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流转的制度设计,需要通过集体权能充实和成员资格认定,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保障农户居住资格利益;社会主体取得的宅基地权利应因宅基地流转路径的不同,而类型化构造为宅基地法定租赁权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知识操纵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研究

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是员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知识权利的不完全性决定了知识交换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欺骗、偷盗、投机等失范行为。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型员工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竞争。除采取知识共享和知识隐藏两种策略外，员工通常会选择折中的、柔性知识操纵策略管理个体知识。由此，界定知识操纵内涵，剖析其自利性、欺骗性、不确定性和隐蔽性4个特点。在此基础上，选择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对68名知识型员工访谈数据进行编码，构建由本体、主体、客体、载体、动机、环境、契合7个主范畴组成的知识操纵影响因素概念模型。最后，围绕知识操纵治理，提出优化创新任务属性、发挥知识操纵对象能动作用、选择高效知识管理载体、培养员工利他特质、营造协同创新环境、提高员工契合度等启示。     

《终极所有权结构、制度环境与公司债券契约条款》书评

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发展公司债、企业债等债务融资工具。2007年8月证监会颁布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标志着中国公司债发行工作的正式启动。债券市场的蓬勃发展意味着债券契约条款的合理设计日益重要。因此,如何设计一个合理、规范的债券契约是中国债券市场健康发展道路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公开债务融资

本文以2016—2018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公开债务融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著提高了企业公开债务融资的成功率和规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对企业公开债务融资选择、规模的正向影响越大;相较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开债务融资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应规披露、未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而言,自愿披露对公开债务融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开债务融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则不具有明显影响.     

新加坡公共住房所有权及其资产构建效果评析

通过公共住房所有权来实现资产构建以推动社会发展是新加坡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公共住房所有权发展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住房所有权比率最高的国家。公共住房所有权是否有助于金融资产构建还是值得商榷的。公共住房所有权的实施使居民拥有了更大面积的HDB组屋进而改善了住房条件,提高了新加坡居民的健康状况。新加坡公共住房所有权促进了社会资产构建。新加坡公共住房所有权在资产构建方面依然存在一些挑战。需要在更深层次上对资产基础的社会政策进行全面考察。     

货币政策、企业投融资决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将所有权异质性引入企业投融资决策模型，并借助融资成本、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和杠杆-收益错配三组概念将货币政策、企业融资决策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融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下，得出货币政策对企业资产负债率，进而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基本推论。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货币政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决策、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但无论货币政策宽松与否，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始终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的主要推动力。由此，本文认为“去杠杆”相关政策应警惕所有权异质性带来的扭曲效应，其核心或着力点应当放在国有企业一端；而货币政策则应保持适当宽松，以“宽货币、紧信用”缓解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为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