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近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绿色工艺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究环境规制作用于绿色创新的传导路径,进而考察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组合的并行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协同效应.研究得出:绿色工艺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绿色产品创新之间具有正向传导作用;两种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绿色创新协同效应的发挥主要是由市场型环境规制所决定,只有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越过特定门槛值时,两种环境规制的组合才能引致绿色创新的最大效应发挥.提出适度加大命令型环境规制执法力度,尤其要发挥环境规制政策协同效应;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践时应优先考虑绿色工艺创新;逐步建立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以期实现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的目的 .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污染减排——来自排污费标准调整的证据

“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要求持续推进污染减排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基于2007年起排污费提高的政策冲击和2004-2013年工业企业污染数据,本文使用倍差法考察排污费提高的污染减排效果以及融资约束对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提高后,污染排放水平显著下降,但产出也受到较大冲击;企业减排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大型企业主要通过降低污染强度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而中小型企业则主要采取降低生产规模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进一步基于环境投融资角度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分析揭示,融资约束影响中小企业污染减排,加剧排污费提高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提高绿色金融的环境投融资供给能力是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盐化厂自备电厂收益机制

目前,盐化企业都具有自主经营的自备电厂.根据实际情况,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盐化企业拥有自备电厂,但经营权交给第三方企业.盐化企业与自备电厂经营者不是单纯地合作供应关系,属于规制管理关系.为决定应用哪种管理模式提供一个参考.本文应用政府规制方法对盐化企业自备电厂收益机制的探讨.     

环境规制、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来自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4-2018年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能够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地,将总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划分,发现环境规制对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差异,但对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性差异.具体来说,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降低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能削弱该降低作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会提升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能强化该提升作用,以上结论在分地区样本中仍然成立,并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环境规制与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收集整理2003—2015年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种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指标，研究环境规制对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出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因为企业所在地区、所处行业和产权性质的不同，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R&D经费内部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的机制，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利用各省份调整二氧化硫排放收费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4—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显著地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且主要表现为企业过度投资时环境规制政策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环境规制政策不断出台的背景下,企业应该积极调整投资战略,着眼于长远发展,提高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以更好地应对环境规制政策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短期成本冲击.     

技术价值分界及其决策的伦理指向研究——以保罗的后果不确定技术价值分界理论为例

合理的技术价值界限是理性决策的依据。对于复杂的新技术，尤其是后果不确定技术，不同主体间价值认知分歧直接导致价值界限不清，成为理性决策的难点。以保罗的实用对话伦理理论为认知路径，讨论此类技术价值分界方法。通过比较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在价值认识和判断上的后果差异，揭示后果不确定技术价值在不同主体间漂移的原因，探索在不同价值主体间产生伦理维度的技术价值界限方法。在开放式语义环境中，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共识即是技术价值的伦理界限，可为决策公正提供伦理支撑，避免因主体缺失而导致在应用中发生技术价值过度偏失和决策失当，为我国发展诸如转基因水稻等后果不确定技术决策提供可操作性的方法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