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耦合关系——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经济与可持续协同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文章结合2011—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市数据，运用PLS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及耦合关系。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水平逐年增高，数字经济主导维度以“电信费用→软件从业人数→移动电话用户→互联网用户→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顺序转变；长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呈逐年上升态势，且变异系数逐年递减，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移动电话用户、互联网用户、数字普惠金融是驱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极重要因素；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两者具有较好的耦合性，且趋于良好协调性。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度研究

文章运用时空统计方法分析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障碍因子。研究发现：2009—2020年，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区域间差异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除东北地区外，全国与其他区域均具有空间收敛特征，尤其以西部地区的收敛速度最快；农村金融“量”与“质”的系统性失衡、“质”的空间性失衡对高质量发展造成核心障碍，农业耕地质量及利用效率、农业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对乡村产业振兴造成核心障碍。以上因素应是提升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协同发展的关键瞄准。     

生态文明与绿色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基于熵权实证法分析

面对人口、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国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协调发展是核心问题.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成果不断改善和提升,但绩效提升幅度有限,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尤其是自然生态规律和市场经济矛盾、城市现代化发展与生态贫困矛盾以及资本逐利性与环境保护公共物品内在属性之间的矛盾.对此,需进一步深化绿色改革,通过提升绿色供给发展低碳经济,创新生态文明制度,构建符合中国绿色经济发展需求的机制、体制,推进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协调发展.     

企业员工建设性越轨和破坏性越轨行为控制研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演化博弈模型

本文基于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员工建设性越轨和破坏性越轨行为的影响，通过建立企业与员工演化博弈支付矩阵和回报效用函数模型，对演化博弈系统的局部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寻找企业对员工越轨行为的最优控制均衡点，最后从影响因素研究着手，提出了企业员工越轨行为的控制策略，以减少越轨行为的消极影响和增强员工越轨行为的创新作用。     

考虑声誉效应的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企业合作创新行为策略分析

采用博弈论的方法，考虑声誉效应对博弈双方效用、策略的影响，建立信号博弈模型，并分析精炼贝叶斯均衡，证明声誉水平、对声誉的态度以及技术市场价值的高低是影响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探讨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行为策略，提出实现合作达成双赢的建议。     

基于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博弈问题浅析

新时期背景下,信息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各个国家对于互联网的依赖性也更高,使得信息网络国际政治效能在多个领域中的作用逐渐突显出来。在这一环境中,网络空间优势的争夺也发展成国际政治权力竞争的重点。为此,各国将国家利益作为中心,主要的目标就是网络安全,并且以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为基础进行博弈。基于此,文章将网络空间作为研究背景,阐述其国际政治权力博弈方面的内容,希望有所帮助。     

人才争夺战中城市间利益博弈

本文构建了只有两个参与人进行博弈的收益矩阵模型来分析各城市间人才争夺问题,发现模型中存在四个均衡解,并对每一个均衡解做出了理论说明和现实举例,最后提出了三条政策上的建议。     

长三角港口腹地动态演变及耦合协调度研究

明确港口腹地演变趋势、分析港腹耦合协调度,对长三角地区港腹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量化港口系统—腹地系统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高斯烟羽模型在2006、2011、2016年3个时间节点上测算长三角地区主要港口影响强度,并对腹地范围进行划分,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港口系统和直接腹地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港口呈现"一超多强"的格局,以上海港为中心,各港口多极发展;港口腹地范围整体稳定,局部波动,上海港的边缘腹地不断缩减;港口与腹地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上升态势,宁波—舟山港腹耦合协调度最高。     

区际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初始分配研究

本文以区际污染物传输决定的区际非合作博弈为研究对象， 依据最优补偿方法和区域浓度上限约束条件， 构建区际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初始分配模型， 并针对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区域体系分别求解相应的纳什均衡解和最优排污权初始分配方案， 选取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工业化初期， 各区域完全按照自身无监管排污量的一半申报初始排污权， 无需考虑区域间的相互传输。 工业化中前期， 超前发展的中心区的最优申报量无法达到最优补偿条件， 其值是上限浓度的传出量与承载量之和， 外围区域的最优申报量为其最优补偿结果。 工业化中后期， 区域体系的最优申报量均无法达到最优补偿条件， 此时必然出现最优批复量赤字区， 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区域间污染传输冲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