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监督”还是“搭便车”：自然人大股东如何影响企业专利质量

通过构建改进的知识宽度法测算企业专利质量，并以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自然人大股东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其作用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作为“强力监督者”，自然人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专利质量提高。但因为其角色由“强监督”转变为“搭便车”，故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并不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促进作用是通过加强对经理人和研发人员的监督，减少其控制权下投机性创新策略，提升其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战略差异影响企业税收激进程度吗?——基于“账税差异”的检验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战略差异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采取的战略偏离行业传统战略的程度越高,企业避税行为越激进。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经营业绩较差、信息透明度较低以及大股东监督效应较弱时,企业战略差异与税收激进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此外,不同的战略类型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进攻型企业战略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战略定位与避税行为的学术文献,也为有关部门对采取非常规战略的公司加强税收监管提供了有益参考。     

债权人主义视阈下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之完善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石的债权人主义是在商业银行特殊治理模式下对股东至上主义的制度修正.债权人主义下,发挥债权人的公众监督作用是强化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实现债权人权益保护的重要途径.然而现行的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制度存在外部宏观审慎监管引发利益相关者的道德风险,内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独立董事作用难以发挥等公众监管实质缺失等问题.因此,债权人主义视阈下完善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外部监管要充分发挥债权人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公众监督作用,内部公司治理要重构董事会,发挥独立董事的"居中裁判"作用,为债权人的利益发声.     

非国有大股东对国企超额雇员的影响:成本效应还是激励效应

基于竞争理论的国企改革思路强调减少政策性负担摊派,基于产权理论的改革思路侧重于引入非国有资本,以解决产权不清晰与所有者缺位问题.本文尝试融合两种理论,以国企超额雇员问题为研究对象,从非国有大股东视角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研究发现:非国有大股东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超额雇员,减弱超额雇员对公司价值的损害作用,且该治理作用会随非国有大股东相对力量的提高而增强;从作用机制来看,该治理作用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尤其是员工薪酬的节约,还表现为内部薪酬差距和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兼具成本效应与激励效应;该作用在地区就业压力较小、劳动密集度较低以及劳动保护水平更低的环境下更为显著.     

多个大股东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检验

以多个大股东的公司治理机制为理论研究出发点,选取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存在何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拥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具有更低的股权资本成本,结论在排除样本选择偏差、遗漏变量以及逆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同时,在大股东间持股较为集中、非控股大股东数量较多的公司中股权资本成本较低,进而证明了多个大股东间监督假说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适用性.据此,提出优化股权结构以及完善外部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建议.     

上市公司大股东股份减持行为与股价的相关性探讨分析

文章以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为事件研究,对减持窗口期的股价波动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事件印证了流动性溢价理论,即窗口期股价下跌与股票因供应增加造成的流动性增强之间的替代关系。据此推断大股东减持隐含于公开市场中的股价操纵特征是推高出货,但在整体股市上行的预期下,大股东利益攫取同时转移向小股东的风险却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即大股东减持造成的股价下降幅度减小,且在窗口期过后的股价上行恢复速度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