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财务及税收在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优化策略

在企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为快速提高自身竞争能力，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一般会采取企业并购重组的形式。并购重组不仅能够增加企业经营项目、促进企业创新，也能够使企业的管理工作和资产控制流程得到改变。因此，在实际进行并购重组的过程中，需要重视财务和税收工作，解决其中的问题，做好相关的优化工作，防止并购重组后的企业财务及税收出现问题。     

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协同效应价值评估

绿色并购作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法，能否为重污染企业带来协同效应价值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提出基于灰色预测模型对收益法改进，并综合应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B-S（Black-Scholes)模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协同效应价值进行评估。最后以中欣氟材收购高宝矿业为例，评估其绿色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价值。研究结果可为并购后管理者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提高重污染企业的并购管理效率提供参考。     

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的风险规避研究

并购重组是企业扩大规模的一种方式,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会产生更多的需求,如并购重组需求。并购重组可以帮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使企业达到扩张与增值的目的。然而,在并购重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并购重组的综合性较强,需要兼顾多个方面。正因如此,企业并购重组也特别容易受到各种问题的干扰,遭遇风险,比如评估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等,这些风险都有可能使企业在并购重组之后无力经营。本文基于企业并购重组的特点和风险防控相关理论,探究企业并购重组风险防控必要性,总结企业并购重组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制定企业并购重组风险管控对策,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双边投资协定旨在为企业跨境投资活动提供制度性保障作用,在双边国际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以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与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4?2018年140个国家的国别面板数据,基于渐进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意愿并购,并提升了并购成功数量.(2)在动态效应上,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具有长期性,且促进幅度逐步提升.(3)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更为显著,对高制度质量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促进效应更强,且对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4)拓展性检验发现,双边投资协定的文本质量对中国海外并购具有显著促进效应.(5)内在机制检验发现,通过对投资协定具体条款进行分解和量化后,"投资定义与范畴""公平公正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影响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中国海外并购的关键性条款.文章丰富了双边投资协定与海外并购关系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及新一轮双边投资协定实践提供了政策启示,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高额商誉审计风险的研究——以山东省A公司并购为例

<正>一、前言高价并购形成高商誉、高估值，以及巨额商誉减值等问题，让不少投资者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让审计的事务所名誉扫地，甚至面临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对于商誉所引起的一系列风险问题，审计师应该如何高效率地完成审计工作，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控范围内，这是审计行业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行为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以中国对89个国家2003—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显著影响，政治关系的亲密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制度质量可以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政治关系的敏感度，且制度质量的调节只能在中国对比自己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投资时发挥作用。以2008年为分界点，后危机时代双边政治关系对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双边政治关系的经济效应也会显著地受到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调节。此外，中国改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可以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风险、自然资源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2005—2015年"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与万德金融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东道国风险水平、东道国自然资源水平及二者交互项如何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风险水平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风险偏好"特征;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偏好"特征;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与自然资源禀赋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风险和自然资源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当国有企业同时面对这两个因素时,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国有企业在自然资源与风险之间进行了权衡取舍。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创新能力的机制与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5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在概述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一国创新能力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鉴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提出的国际研发溢出测算方法，从技术差距视角出发，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二者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R&D成果反馈效应、并购整合效应以及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提升一国创新能力；在不同的门槛取值区间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呈显著倒U型特征，只有在最优技术差距区间内才能发挥其最大效应。最后，在作用机制概述和实证研究结论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专利联营对外许可冲突：焦点、国际化解经验及改善路径

专利联营是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基础架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技术来源。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主体的多样化发展，专利联营核心专利组合的市场价值能否实现已经成为专利联营对外许可冲突的焦点。以专利联营对外许可冲突焦点为研究对象，建立合作博弈模型，得出被许可人获得许可后的经济利益净增值、专利联营的对外许可费底线和被许可人缴纳的许可费底线是影响专利联营核心专利组合市场价值实现的3个重要关联因素。通过借鉴国际活跃专利联营的先进经验，指出核心专利质量不高、对外许可效率低下是本土专利联营核心专利组合市场价值无法实现的主要障碍。在此基础上，立足专利联营供给侧角度，从自主创新能力、政产学研合作和人力资源建设3个方面提出本土专利联营满足被许可人需求、化解对外许可冲突的有效路径。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