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医学的治理:知识权威与健康政治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暴发,促使人们从历史纵深处思考医学如何嵌入治理.知识权威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如影随形,国家理由的转变推动了"政治医学"的诞生,国家在健康领域的正式出场,医学嵌入了治理术,现代社会进入一个以全球健康治理的机制化、医学知识影响力的网络化和健康的安全化为特征的"医学治理术"时代.在晚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阴影下,通过医学的自我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成为弥散性的政治现象,社会的医学化变成全球性的现象,这同时带来了医学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医药供给的过度市场化和医学权威的霸权化等困境.只有理解"通过医学的治理",理解医学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的治理术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争议,才能催生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生命质量的"好的医学",建构相对合理、公平、均衡的健康政治模式.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协作治理能力*——中国省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文本分析

协作治理，是应对公共危机形成的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考察了2020年2月末各省区市政府在本次疫情应对政策中协作治理能力的四种关键机制：促进式顶层领导、开放式参与路径、明确的协作职责、透明信息披露的运用情形及运用效果。研究结果显示，30个省区市都在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四种机制的运用存在差异，整体上沿海地区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更充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政府协作治理机制的运用显著促进了各省份疫情中第三产业的经济恢复水平，原因在于其改善了省级层面经济恢复的市场环境。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强大的政府协作治理机制有助于社会快速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也是优化市场环境的政府治理新途径。本文为政府协作治理的机制构成与实际效果提供了重要补充，在公共危机应对的背景下发展了政府治理的理论内容，为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职能转变思路提供了参考。     

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与生态化转型

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国民经济五个阶段的贫困原因与减贫经验,认为贫困是内生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因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不对称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政府对不同发展阶段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以举国体制进行内部化处理,实现了一定历史阶段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相对均衡,形成了结合中国自身制度优势的特殊减贫经验.其间,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前二十年中国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三次城乡融合释放的农村要素给农民带来的现金收益和财产性收益.因此,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更要通过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转变为生态扶贫,大力推动新时期的城乡有序融合,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化业态创新激活农村地区大量沉睡的生态资源资产,构建生态化扶贫的长效机制,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研究

近年来，无实际控制人企业呈爆发式增长，商誉“爆雷”事件也层出不穷，而无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特征是否是形成超额商誉的原因之一尚无定论。基于此，本文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显著正相关。异质性检验发现，在股权制衡度较低、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较高、处于较低的法治水平的企业中，无实际控制人对超额商誉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无实际控制人通过强化并购动机、提供寻租机会和操纵并购权力产生更多的超额商誉。     

试论贵州生态经济发展路径

一、前言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工业经济不断壮大,在收获工业化发展成果的同时,却低估了工业化生产所导致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后续问题,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因此,生态经济的建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新时期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体系研究

一、前言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根基所在,随着新时期社会市场变革以及企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对人才资源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现代企业,绩效管理体系已经成为企业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企业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水平,要不断深入发挥绩效管理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全面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居民杠杆率的发展风险、国际比较与治理路径

当前,我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涨,并呈现出与国际趋势背离、风险不对称、居民储蓄率下降、债务过度扩张等风险特征.从居民杠杆率的发展肇因看,可归于中长期消费贷款领域的货币政策宽松促使房地产贷款过热,以及短期消费贷款领域的金融科技驱动消费金融机构的野蛮生长.通过采用法律金融学理论,重点分析不同法系下居民杠杆率的发展演进,充分借鉴海洋法系(以美国为代表)与大陆法系(以日本为代表)的居民杠杆率高企的风险治理经验,结合我国居民部门的风险境况,提出我国防范居民杠杆率高企的风险治理路径.     

我国当代财政基础理论研究进展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财政定位的全新论断,开启了财政理论建设的新阶段.围绕这一重要阐述,学界展开了对财政概念、财政职能、财政学科属性、财政活动主体等财政基础理论的探讨,提出应以中国财政改革实践经验为路径深化对财政本质及功能的认识,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体系.本文以"基础和支柱说"为基础,重点梳理了国家治理财政学、新市场财政学、公共风险财政论发展脉络,阐明了关于财政学科研究范畴及学科属性的重要观点,介绍了当前学界关于财政社会学和财政政治学的研究情况,并进行简要客观地评价.认为财政基础理论的探索还应继续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提升国际视野与理论深度,建立完备的理论框架,为国家治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刍议生态文明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农业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风险和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型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化技术既是建设生态型农业的必然需求,也是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此,本文就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探索,以期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又好又快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