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网络、逆集聚与城市创新

使用1999-2017年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准实验研究框架,并结合90米分辨率的地理坡度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高铁网络对沿线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主要发现:(1)高铁网络引发的科研人才流动实际造成沿线城市的科研人才产生了逆集聚现象;(2)高铁网络引发的沿线城市科研人才逆集聚现象是降低城市创新水平的重要原因,主要发生在非东部地区以及科研人才集聚水平较低的城市;(3)科研人才集聚借助高铁网络存在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的趋势,并在创新总量上有利于促使区域创新产出水平显著提高;(4)流动不等于集聚,虽然科研人才借助高铁网络会从非东部地区沿线城市向东部地区流动,但东部地区沿线城市的科研人才集聚水平却是未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基于沿线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视角,政府应出台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促使科研人才集聚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加速科研人才集聚从小城市向沿线大城市的转移进程,疏通人才集聚的"内循环"流动通道.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数据,文章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Dagum基尼系数分解、核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分析工具,多视角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区域间差异是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和三大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呈现向右移动趋势;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且彼此之间的流动性较低,呈渐进式动态演进.据此,研究从市场和政府联合调控、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及统筹区域间和区域内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孵化网络结构、风险传播对孵化网络最终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构可视化的调节作用

风险在孵化网络中的传播影响孵化网络健康水平，并会导致在孵企业高失败率与低成长率。为实现有效的网络治理，以两家国家级孵化器形成的实际网络为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中的SIR模型和仿真方法，模拟特定情境下风险在不同网络结构中的传播机理及其对孵化网络最终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孵化网络结构、风险传播与网络健康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在低初始健康分布情景下，无标度网络具有更快的恢复速度；在不同网络结构下，可视化水平均有助于提升孵化网络风险化解能力。     

中国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来自285个地级市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285个地级市数据，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进行测度分析，实证考察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TFP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但二者具有较强的时空一致性，即科技人才集聚特征显著的城市，其TFP也相对稳定；②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呈倒U型，但研究期内大多数城市仍处于集聚效应占主导阶段,科技人才集聚通过提升城市技术进步水平促进TFP增长，而科技人才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③不同类型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其TFP影响的异质性显著，且适宜集聚区间也存在差异。省会城市及一、二线城市等优势特征显著的城市所能承受的科技人才集聚规模上限更高，有利于通过释放集聚红利促进TFP增长，而非省会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等则拐点值较低。     

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

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应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的重要举措.而推动协同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研究协同集聚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产业结构升级也能促进中国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也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亦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制定政策不断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大力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促进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创新集聚效应分析：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型城市试点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城市创新集聚的积极探索。基于2003—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全面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创新集聚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城市创新集聚水平；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创新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通过匹配机会、创新公共设施共享及隐性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集聚产生正向中介效应，通过匹配质量和劳动力市场共享机制产生负向中介效应。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