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民刑交错视角下的法益保护论探讨

关于“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可从“刑法解释论”和“刑法立法论”两种路径进行探讨。“刑法解释论”探讨路径以现行《刑法》罪名体系为出发点，主要任务是揭示哪些罪名的犯罪构成之设置是以“数据权益”为规范保护目的；“刑法立法论”探讨路径是在刑法立法层面上探讨立法者为在刑法政策上实现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这一目的，动用刑罚禁止何种行为类型才具正当性的问题。然而，两种探讨路径都将依赖于“数据权益”的内涵确定以及法益格的认定问题，换言之，是刑法法益理论在数据权益刑法保护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民法典》第127条并非是关于数据的确权性规定，且在民法理论界关于数据权益的法律属性存在诸多争议的状况下，“数据权益”内涵不明、法律属性不清导致其并不具备作为刑法保护客体的“法益”格。当前刑法理论界存在的关于“数据权益”的刑法类法益保护模式探讨路径，是对刑法法益保护方式的误读，并未触及“数据权益刑法保护”之规范层面问题的实质。“数据安全”法益观的探讨路径则不仅混淆了现象层面与规范层面上的“数据犯罪”概念的界分，也由于没有论证“数据安全”如何能够构成刑法的保护法益，而导致结论过于武断。在理论探讨上，应该明确作为行为客体的物理层面上的“数据”概念与作为保护客体的法益层面上的“数据权益”概念之间的区别，据此明确“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在规范层面上是否构成新问题。     

我国出口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来自中日贸易的证据

文章扩展了Yang（2007）的厂商定价模型，对汇率传递非对称性、特点和成立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对称传递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而现实中更常见的是非对称汇率传递。在一定条件下，商品需求弹性越大，越可能呈现出口国货币贬值传递率高而升值传递率低的特点。利用2000年1月至2011年12月我国出口日本的966种商品价格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向价格传递具有非对称性：（1）人民币升值时，日元价格上涨较少；而贬值时，价格下降较多。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大，在日本市场上面对的是一个强竞争结构。（2）若月度升值超过一定幅度（测算约为2.43%），传递率又会有所上升，说明尽管日元价格易跌难涨，但在升值导致成本上涨较多、明显挤压利润时，厂商不得不适当提高日元售价。采用2000年至2018年9月日本从中国进口单位价值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类似结论。现阶段稳定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我国出口企业是更为有利的。     

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偿付及其影响

庚子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一笔赔款,也是以长期债务形式体现的赔款。本文对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偿付安排、利率水平、支付流程及经济影响等进行比较分析。发现:(1)庚子赔款本金4.5亿两,是清政府 1903 年财政收入的 4.33倍,但通过债务化偿付,每年支付赔款占财政收入比重逐步下降;(2)按购买力折算,庚子赔款本金约占1900年中国GDP的2.1%;(3)与当时主要国家长期债务利率相比,庚子赔款4%的利率属于中等水平;(4)将庚子赔款与德国“一战”赔款进行比较,发现赔款本金和占经济总量比重,中国低于德国,但中国每年支付赔款的财政压力高于德国;(5)庚子赔款偿付对近代中国的财税金融产生深刻影响,外籍海关税务司借机成为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第二财政”,外商银行藉此强化其“隐性中央银行” 地位,赔款还催生了货币流通的“新周期” 和“新危机”。总体上,赔款的债务化偿付安排不仅受政治外交形势主导,也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跨国经营存在密切联系。赔款的经济影响不仅取决于偿付总量,也取决于经济治理能力和财税金融制度。国家财税金融制度落后,则受到冲击较大。     

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31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官员的变动数据为样本,采用地方官员变动率作为地方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企业的债权融资,但是对股权融资影响不显著。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来影响投资,二是通过企业资本运作降低融资对投资的影响系数,即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债权和股权融资对投资的正向作用会越小,这种作用机制在国有企业、大企业等与政策联系紧密的企业中作用更为显著。融资可获得性是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投资的重要前提之一,融资可获得性较小时,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在融资可获得性较大时,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不显著。加强长期制度建设,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源于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国家某种意义上是公司最大的“小股东”。本文将“国家股东”纳入控股股东与小股东间博弈行为的分析框架,检验企业所得税征收对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掏空”与“支持”的选择上,企业所得税会产生两方面效应:税率提高会增强控股股东“掏空”的倾向;而税收征管则能够抑制其“掏空”的倾向。区分“掏空”与“支持”两类情形,当控股股东试图“掏空”时,税率越高,税收征管强度越低,“掏空”程度越高;当控股股东试图“支持”时,税率越高,税收征管强度越高,“支持”程度越高。本文不仅提供了“掏空”与“支持”影响因素方面新的经验证据,且丰富了税与代理问题相关的学术文献。     

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增长理论初探

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福利和一个国家的地位。文章运用广义价值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以分工为切入点，把分工产生的新增利益和该利益的公平分配统一起来，论述了递增性假设之外另一条增长的可能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交换可以持续地产生比较利益即超过自给自足收益的净收益，这一收益不依赖于技术的递增或递减变化，具有普遍持久稳定性；（2）由分工交换产生的净收益构成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既促进了生产规模和分工范围的扩大，又支持了研发和技术进步；（3）劳动生产力任何提高的效应都通过分工交换产生的比较利益加以放大，在一个分工交换系统中，行为主体提高比较优势产品和比较劣势产品的生产力分别具有正的和负的外部性；（4）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经济增长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一个好的制度是能够保证在交易中各方的比较利益率相等，掠夺性制度不仅直接损害经济增长，也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     

信贷管制、隐性契约与贷款利率变相市场化——现象与解释

本文将视角聚焦于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重点研究金融抑制对银企信贷契约的异化。研究发现,在金融抑制背景下银企之间存在以留存贷款为表现的隐性契约,用以帮助银行在满足管制要求的同时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隐性契约的发生与否会随着货币政策、企业特征等因素的改变而有所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利率变相市场化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则发现,这一隐性契约对企业价值产生了负向影响。     

中国健康资本内生折旧率估算及成因分析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准确估算健康资本折旧率对把握我国人口健康资本动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经典的健康资本需求框架内,正式引入年龄、环境与健康投资的异质性,扩展构建健康资本内生折旧率模型。基于永续盘存法基本原理,结合精算模型与生命表数据,对不同年龄、性别和风险假设下我国居民健康资本折旧率进行估算与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健康资本折旧率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中青年阶段折旧率缓慢提高、老年阶段加速上升;男性健康资本折旧率始终高于女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年龄对健康资本折旧率的影响下降,健康投资的影响则持续增强。提高健康投资回报率,是降低折旧率进而提高我国人均健康资本存量的关键。     

The effects of capacity reduction policy under the interest rate peg in China

Capacity reduction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in China's economic polic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akes various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o remove excess capacity, accumulated mainly due to underpriced production factors and distorted incentives. I evaluate the de-capacity policy in a series of models and prove that its effects depend critically on its persistence and monetary policy regime. Under an interest rate peg, a transient policy that changes markup temporarily is ineffective and even expansionary, whereas a persistent policy is effective due to a negative wealth effect. A permanent de-capacity policy can lead to over-reactions in macro variables because the interest rate peg adds positive feedback to the economy. Therefore, the de-capacity policy has greater uncertainty under the interest rate peg. As a policy tool, it easily deviates from its target and brings about excessive volatility. However, long-run price stability and a gradually advanced de-capacity policy are conducive to the achievement of policy targets.     

预期寿命、生育率变动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调整

在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选取相关制度指标来模拟分析在未来预期寿命和生育率变动下，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如何基于参数调整来维持收支平衡。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居民预期寿命增长过快，统筹账户收支平衡受预期寿命变化影响较大；（2）在现阶段的预期寿命和生育率条件下，统筹账户能实现自身收支平衡，而且可在短期内通过阶段性降低缴费率来促进制度长远发展；（3）在长期内需通过提高缴费率或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来保证统筹账户收支平衡，预期寿命为87.828岁且总和生育率为1.79作为参数调整临界点；（4）以现有制度设计为基准，参数调整临界点之前保证35%的基础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不降，临界点之后保证20%的缴费率不升可以最大程度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