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传导异质性与实体经济流动性配置的“马太效应”

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流动性进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因此货币资金的配置效率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交互效应面板分位数回归,测度货币政策对实体企业流动性的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实体经济流动性配置陷入了资金越充裕的企业越易于获得融资,越易于获得融资的企业资金越充裕的窘境。这种流动性配置的“马太效应”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对尾部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及头部企业的一半;虚拟经济对尾部企业的“分流效应”高达头部企业的3倍,从而强化了流动性配置的失衡。因此,当前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普惠政策有助于提升流动性配置效率,进一步完善调控模式的关键在于健全现代化金融体系,增强货币政策的靶向性和针对性。     

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变方向及形成路径研究

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导向。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增强发展动力的均衡性、精准性、融合性、复制性和专业性。其中,由外需动力为主转向内外需动力并重、由所有区域的齐头并进到不同区域的各展所长、由地方竞争的发展速度到区域协调的规模经济、由个体区域的率先发展到个体区域的综合示范、由综合性区域战略到专业性区域政策是动力转型的主要方向,培育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细化主体功能区规划、构建共享型的区域利益关系、构建可复制的区域发展路径、完善区域管理制度是实现上述转型的支撑路径。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数据驱动、万物互联、创新迭代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属性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361座城市2010-2018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空间溢出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建议可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创新绩效共同提升。     

数字经济背景下深圳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分析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电商交易规模的不断增加,数字经济蓬勃发展,逐渐成为改善消费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同时,数字经济具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可以带动居民消费实现转型升级。本文结合2008—2018年的电商交易规模与深圳消费结构相关数据,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分析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本研究认为居民收入增加、商品价格变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是影响深圳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最后给出实现深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相关建议。     

央行货币政策报告文本信息、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

本文利用金融情感词典和文本分析技术,分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文本情绪、文本相似度和文本可读性等多维文本信息,刻画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文本特征,探究货币政策报告的文本信息与宏观经济和股票市场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报告的文本情绪的改善会引起显著为正的股票市场价格反应,报告文本相似度的增加会引起股票市场波动性的显著降低,报告可读性对公布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影响不显著。货币政策报告文本情绪还与诸多宏观经济指标显著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引起股票市场显著反应的是报告文本情绪中反映货币政策指引的部分,而反映宏观经济历史状态的部分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不显著。本文从文本大数据分析角度证明了我国央行沟通的有效性,对国内央行沟通相关研究形成了有益补充。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升效应还是抑制效果？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普惠性发展尚未实现，掣肘着其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效率提升，但现阶段国内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薄弱以及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导致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当前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筑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壁垒，影响产业间协调创新及合理化布局，进而抑制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创新环境的支持下，人才集聚及金融规模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     

The Non‐Observed Economy in Portugal: The monetary model and the MIMIC model

This paper offers estimations for the Portuguese path of the Non‐Observed Economy (NOE), in the period 1970–2015, through two seminal approaches: monetary method and the Multiple Indicators Multiple Causes (MIMIC) model.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tax burden and social benefits are its main causes. Then, to get a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it provides a study of the Granger causality between the NOE and the offici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emphasiz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OE on the Portuguese economy. Evidence has been found for the existence of bidirectional causality between the NOE and the GDP, suggesting that the formal economy affects the NOE, and conversely that the NOE affects the economic growth.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基于我国微观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和分析了我国服务业O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经研究发现：第一，服务业OFDI通过吸收东道国先进技术经验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和避开东道国服务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企业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第二，我国服务业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服务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具体而言，整体上服务业OFDI会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增长4.82%，同时会提升企业的出口概率；第三，我国服务业OFDI"出口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5.68%和3.52%，而公共服务业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区域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4.97%和3.56%，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化解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困境和完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区域收敛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已成为除劳动、土地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的新要素，能否依托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城市创新？文章在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基本界定后，借助微观大数据构造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实证分析了2015-2018年中国283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及创新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其中，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创业活力增强效应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两条重要路径。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消除样本选择偏差、选择分位数回归，以及创新性地采用各地级市市长过去修习的专业作为历史工具变量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成立。进一步空间杜宾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特征，不仅促进了本地区创新水平提升，而且对相邻地区的创新产出也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有利于缩小区域创新差距，实现区域创新收敛。此外，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发明专利的影响更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的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质量创新而非策略创新。文章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也为理性看待数字经济、防止出现数字鸿沟，实现区域创新均衡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互联网平台垄断与低质量陷阱

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各领域发展的共识。然而，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线上市场中的低质量问题也变得愈加突出，相比线下市场，线上市场同类产品不合格率、不达标率、投诉量更高。文章认为平台垄断是低质量陷阱产生的主要原因，超级互联网平台的价格垄断、流量垄断和渠道垄断行为，一方面形成了对低成本实体经济需求的"扩张效应"，即低价垄断迫使实体企业降低产品质量成本；另一方面形成了对高质量产品的"挤出效应"，即流量垄断带来的高额流量费用，迫使实体企业将大部分资金用于线上市场产品营销，挤出了质量创新投入和渠道垄断形成的巨大规模效应，迫使实体企业将低质低价产品打造成为爆款，保障线上市场销量优势。为此，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对互联网平台恶性价格竞争的监管和处罚力度，督促互联网平台降低实体企业经营成本，强化互联网平台对实体企业的质量赋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