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从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与国际比较,中国居民消费率严重偏低。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是经济和非经济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居民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政府应该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的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逐步改善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地发展。  

进城时长、示范效应与乡城移民家庭消费结构

本文利用2007年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2007）考察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务工家庭消费结构是否以及如何随进城时间长短而变化。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乡城移民家庭消费结构与进城时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进城时间越长，家庭消费结构层级越高，但边际影响是递减的；此外，家庭收入是影响乡城移民家庭消费结构的主要因素；户主的性别、婚姻状况和工作所在行业种类将显著影响乡城移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分位数回归法估计结果表明家庭消费结构与进城时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稳健的。  

基于ELES模型的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生活消费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收入差距的大小及收支心理预期等因素对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影响显著。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调整商品供给结构及价格,可以有效刺激并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  

我国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下国际收支失衡的实证检验

1994年＂双重汇率制＂并轨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失衡状况显著。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我国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对国际收支失衡有着深刻影响。因此,通过投资消费结构优化来矫正国际收支失衡是一条有效路径。  

启动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思路

拉动我国农村消费是解决外部需求减少、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国际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推动农村消费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农村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发现收入水平低、保障体系不健全、基础设施落后、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造成农村居民的生活保障类消费对生活辅助类消费的挤出。因此政策选择上应从结构调整入手,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着力点,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完善农村商品流通市场、加快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居民家庭“加杠杆”能促进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家庭杠杆对其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消费和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杠杆会显著地抑制家庭总支出的增加,强化资产对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强化财富消费效应。家庭杠杆会促进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强化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但会抑制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就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杠杆会抑制城镇居民家庭的总支出增加,但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和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并强化其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这表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居民家庭“加杠杆”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提高消费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途径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和家庭总资产水平。  

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基于LAIDS模型的实证研究

使用1992~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线性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LAIDS),重点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使衣着、文教娱乐及服务、医疗消费有所增加,会减少食品、居住消费,对家用几乎没有影响。为此,应增加工资性收入,完善劳动力流动政策和供给结构。  

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养老保障的消费增进效应——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

利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中的8355个家庭数据,在控制家庭人口特征和家庭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分别从家庭消费水平和家庭消费结构两方面考察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养老保障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养老负担会使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明显下降,但是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比会显著提高;参加养老保障会显著提高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尤其是无养老负担家庭会减少对未来养老的预防性储蓄而增加当期消费,养老保障的消费增进效应明显,但是有养老保障家庭的各项消费支出占比则没有显著的提高或下降。这充分说明养老负担是家庭消费水平难以提高的重要因素,而养老保障是刺激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消费增长的有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