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协作治理能力*——中国省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文本分析

协作治理，是应对公共危机形成的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考察了2020年2月末各省区市政府在本次疫情应对政策中协作治理能力的四种关键机制：促进式顶层领导、开放式参与路径、明确的协作职责、透明信息披露的运用情形及运用效果。研究结果显示，30个省区市都在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四种机制的运用存在差异，整体上沿海地区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更充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政府协作治理机制的运用显著促进了各省份疫情中第三产业的经济恢复水平，原因在于其改善了省级层面经济恢复的市场环境。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强大的政府协作治理机制有助于社会快速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也是优化市场环境的政府治理新途径。本文为政府协作治理的机制构成与实际效果提供了重要补充，在公共危机应对的背景下发展了政府治理的理论内容，为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职能转变思路提供了参考。     

I Feel Your Pain: The Effect of Regulator as a Minority Shareholder o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We examine the effect of a regulator-led advocate for minority shareholders o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M&A) performanc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established the China Securities Investor Services Center (CSISC), which began its ownership of 100 shares of public firms in 2016. The CSISC advocates for the interes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proactively. Focusing on abnormal stock returns in M&A announcements, we find that acquirers that have the CSISC as a shareholder (CSISC acquirers) exhibit higher positive abnormal stock returns than non-CSISC acquirers.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core results are mainly driven by firms with severe agency problems and weak external/internal monitoring, and those not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CSISC acquirers have better long-term performance and encounter more M&A failures than non-CSISC acquirer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the CSISC only holds 100 shares of listed companies, it plays an effective role in monitoring and driving firms to make appropriate M&A decisions.     

农业生产托管中组织关系演化及动力机制研究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措施，农业生产托管正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最有效途径。探究农业生产托管中组织关系的演化及动力机制可以对农业生产托管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好地推进农业生产托管，为进一步规范农业生产托管提出对策建议。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世界经济战略走向

新冠疫情的出现冲击了世界经济,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两个维度分析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未来走向,研究发现:(1)新冠疫情通过影响全球价值链、贸易投资和就业环境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矛盾升级、原有治理体系规则未与时俱进和激进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新的挑战;(2)新冠疫情强化了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将是未来治理的重要趋势;(3)新冠疫情可能会使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变化,而中国在此次疫情中高效率的抗疫举措将进一步提升自身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参与度。     

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合作治理

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治理中,隐性债务因其增长迅速、规模不清和风险不确定,成为未来债务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隐性债务挟裹主体众多,关联利益甚广,因此,基于共同体视角,明确治理主体,有利于化解风险。在隐性债务生产阶段,因利而合的共同体大肆攫取利益导致隐性债务激增;在债务风险凸显阶段,利益共同体的本能选择不是"安危与共",而是"大难临头各自保"。但债务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和群体性焦虑,将促使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治理共同体。在隐性债务治理阶段,共同体应形成"共生"意识、采取"共治"行动、构筑"共担"保障,实现有效共治。     

国内外众创经济研究述评——基于文献计量与扎根理论分析

立足众创时代特征,运用文献计量对1999—2018年间1701篇国内外众创文献挖掘分析,探寻众创经济特点主题,探析众创发展知识基础,探求众创研究演进脉络,并获取众创经济视域下核心语句和高频词语,运用扎根理论对抽取的126篇的众创文献样本进行三级编码,进而构建众创研究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探究众创研究的系统性发展图景。研究表明,众创理论假说大量问世,众创文献热点主题包括六类,众创经济研究存在两种演进趋势,众创经济治理系统理论具有三个维度;未来应关注众创主体思辨性、众创要素系统性和众创技术本土化等专题研究。     

农地发展权流出、资本回流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重庆市的实证研究

[目的]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以农地发展权资本化的地票指标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农地发展权交易与资本要素的城乡互动关系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进一步优化农地发展权交易政策、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供相关建议。[方法]基于2008—2017年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地票指标交易的面板数据,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和差分GMM模型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农地发展权流出区土地与资本要素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基于区域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及要素相对价格的分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地发展权指标将以配置效率优化为导向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结论]短期内,由于资本约束,流出农地发展权的区域其经济增长会受到抑制;而当农地发展权指标资本化后,流出区获得了较为稀缺的货币资本,农地发展权流出将显著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同时,在研究时期内,由于农地发展权市场交易机制的构建,重庆市地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收敛效应,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将会逐步缩小。     

后危机视野下福建省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影响机制

［目的］后危机时代是目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面对的一个巨大变量，也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关注的焦点话题。［方法］选取福建省县域经济的5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2010—2015年福建省县域经济格局及其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1）总体上看，福建省经济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重心向福州、莆田地区转移，省内发展均质化与极化现象并存；（2）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水平提升主导省内经济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的移动，两者的空间格局具有相似性；（3）创新投入与金融零售业的变化主导了经济重心南北向的移动，其与各市县的经济基础和产业调整政策密切相关。［结论］在后危机时代福建省需根据市场特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共同富裕； 地方经济政策应与自身经济发展特征相适应，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湖南省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目的］乡村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战略总要求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分析有利于完善农村现代化建设以及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法］文章以湖南省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法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分析，探讨影响区域乡村治理体系的主要因素。［结果］被调查农户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60岁，年收入主要集中在1万元以上。进而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可知：社区生活组织、村规民约、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留守儿童之家、集中性治丧场所以及村务公开等6个变量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开展实施正向显著影响，而年龄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开展负向影响。［结论］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治理体系主要在于创新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分析影响湖南省乡村治理体系的因素，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参考意见，同时充分发挥乡村治理功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