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企业孵化器何以激活区域创新——风险投资与孵化基金的中介作用

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重要目标。基于2013-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在其中的间接作用。结果发现：①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但主要增加的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授权数总量，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并没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果在剔除直辖市样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区域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集聚效应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主要机制；③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差异较大，在东部地区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显著，而且政策工具强度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数据驱动、万物互联、创新迭代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属性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361座城市2010-2018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空间溢出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建议可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创新绩效共同提升。     

农业生产托管中组织关系演化及动力机制研究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措施，农业生产托管正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最有效途径。探究农业生产托管中组织关系的演化及动力机制可以对农业生产托管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好地推进农业生产托管，为进一步规范农业生产托管提出对策建议。     

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创新集聚效应分析：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型城市试点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城市创新集聚的积极探索。基于2003—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全面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创新集聚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城市创新集聚水平；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创新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通过匹配机会、创新公共设施共享及隐性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集聚产生正向中介效应，通过匹配质量和劳动力市场共享机制产生负向中介效应。     

农地发展权流出、资本回流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重庆市的实证研究

[目的]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以农地发展权资本化的地票指标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农地发展权交易与资本要素的城乡互动关系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进一步优化农地发展权交易政策、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供相关建议。[方法]基于2008—2017年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地票指标交易的面板数据,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和差分GMM模型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农地发展权流出区土地与资本要素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基于区域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及要素相对价格的分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地发展权指标将以配置效率优化为导向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结论]短期内,由于资本约束,流出农地发展权的区域其经济增长会受到抑制;而当农地发展权指标资本化后,流出区获得了较为稀缺的货币资本,农地发展权流出将显著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同时,在研究时期内,由于农地发展权市场交易机制的构建,重庆市地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收敛效应,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将会逐步缩小。     

非国有大股东对国企超额雇员的影响:成本效应还是激励效应

基于竞争理论的国企改革思路强调减少政策性负担摊派,基于产权理论的改革思路侧重于引入非国有资本,以解决产权不清晰与所有者缺位问题.本文尝试融合两种理论,以国企超额雇员问题为研究对象,从非国有大股东视角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研究发现:非国有大股东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超额雇员,减弱超额雇员对公司价值的损害作用,且该治理作用会随非国有大股东相对力量的提高而增强;从作用机制来看,该治理作用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尤其是员工薪酬的节约,还表现为内部薪酬差距和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兼具成本效应与激励效应;该作用在地区就业压力较小、劳动密集度较低以及劳动保护水平更低的环境下更为显著.     

后危机视野下福建省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影响机制

［目的］后危机时代是目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面对的一个巨大变量，也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关注的焦点话题。［方法］选取福建省县域经济的5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2010—2015年福建省县域经济格局及其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1）总体上看，福建省经济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重心向福州、莆田地区转移，省内发展均质化与极化现象并存；（2）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水平提升主导省内经济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的移动，两者的空间格局具有相似性；（3）创新投入与金融零售业的变化主导了经济重心南北向的移动，其与各市县的经济基础和产业调整政策密切相关。［结论］在后危机时代福建省需根据市场特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共同富裕； 地方经济政策应与自身经济发展特征相适应，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乡村旅游开发下农户生计适应变化与影响机理研究*——以延安市乡村旅游为例

［目的］以延安市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适应性理论，分析农户在乡村旅游扰动下的适应策略与适应模式，定量测度不同适应模式农户的适应结果。厘清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提出促进农户及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方法］通过参与性农户评估法及二元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1）旅游开发造成案例地农户自然资本丧失，失地农户由务农或务工为主的单一适应方式向兼业型与非农型转变，分化为4种不同类型的农户，且各类农户在各描述指标方面差异显著。（2）农户的生计资本衡量3个社区旅游开发后的适应结果，生计资本普遍较低且内部各维度差异明显。对比4类农户适应结果可得：复合生计型>务工主导型>旅游服务型>社会保障型。（3）通过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当下适应结果对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影响农户选择意愿，其中可借款人数是最关键的影响变量。［结论］农户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生计动态适应的影响机制为旅游开发及基于此补偿制度是农户现在生计适应活动的外部起因，按照适应类型以及收入比重，分化为4种模式农户； 现行生计适应策略使农户适应结果迥异，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结构差异显著，这种差异是农户未来生计选择的直接动因； 3个社区不同类型的旅游开发模式是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分异的推动力量。     

城市基础设施与居民消费水平——基于线上线下协同的促进机制

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对于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积极意义。交通与通讯两类基础设施对居民线上、线下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普及网购的同时改善城市居民出行条件，使实体店在展示产品、现场体验等方面与电商形成互补，将有助于实现线上、线下渠道的积极互动。以2011—2016年全国近300个地级市构建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验证了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并发现当前交通、通讯两类设施的交互作用主要体现为协同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以完善基础设施支持线上、线下渠道共同发展，还能够适应居民家庭年龄结构变化的新特点。上述结论说明,以完善基础设施促成渠道协同，将对全面优化消费者体验、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产生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