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选取2003-2016年省域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以R&D人员投入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得出以下稳健性结论：FDI和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具有双门槛效应，FDI溢出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而OFDI溢出则呈现先降后升特征；R&D人员投入、R&D资本积累、城镇化水平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而金融成熟度未产生明显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可能对R&D人力投入较高省份产生抑制作用；2003-2016年跨越R&D人员投入中、高门槛的省份在不断增加。     

海外人力资本回流对FDI技术外部性的影响

本文将人力资本分为国外人力资本和国内人力资本，以中国为例，采用9个OECD国家的1980-2011年共210个观测值作对比，用定量分析方法探究不同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国内人力资本与国外人力资本皆对FDI技术吸收能力产生积极效应，且综合指标比分别的单独指标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更大的影响，海归型人才与非海归型人才相比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更大。     

经济转型下FDI溢出及其对能源效率影响的门槛特征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及中国1995-2014年的省际数据，研究引发FDI对能源效率地区内和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在相关制度性因素下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转型中的各区域FDI对能源效率的溢出效果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市场化水平及对外开放力度等因素的影响，并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地方政府竞争引致下的地区间FDI空间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也具有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地区间溢出相比于地区内溢出而言更倾向于阻碍本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且地区间溢出比地区内溢出发挥积极作用所要求的相应门槛更高。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区域金融规模、效率及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来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实证分析和检验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规模、效率）联系紧密。我国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全国状况或者一个省区状况,本文则将研究视角定位于＂经济圈＂,选择我国FDI集中流入的长三角经济圈作为研究对象,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量＂和＂质＂两个维度,对长三角经济圈的金融规模、效率对FDI溢出效应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实证分析和检验的结果发现：长三角经济圈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反而抑制了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而金融市场效率的改进所产生的效果则刚好相反,即能够显著放大FDI对区域经济的正贡献率。     

区域金融规模、效率及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来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实证分析和检验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规模、效率)联系紧密。我国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全国状况或者一个省区状况,本文则将研究视角定位于经济圈,选择我国FDI集中流入的长三角经济圈作为研究对象,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量和质两个维度,对长三角经济圈的金融规模、效率对FDI溢出效应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实证分析和检验的结果发现:长三角经济圈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反而抑制了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而金融市场效率的改进所产生的效果则刚好相反,即能够显著放大FDI对区域经济的正贡献率。     

FDI溢出、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

当人力资本由外资生产部门转向国内生产部门或建立新企业时，FDI内生的技术溢出将成为可能，而新企业的建立需要向国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因此，金融市场将起到FDI溢出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联结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溢出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通过模型分析和数据检验，本文认为，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人力资本学习水平上升进而导致其建立新企业的努力，意味着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增加FDI的边际社会产出，FDI的溢出效应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