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煤炭交易中心运营模式研究

全国煤炭交易中心的设立对规范我国煤炭交易市场规则、实施能源宏观调控、提升我国煤炭国际定价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功能定位和业务的基础上,设计中长期合同邀约、现货挂牌、现货竞价、现货招投标4种交易模式及业务流程,提出依托国家重大战略争取政策支持、加强各方沟通完善综合物流体系、建立银企合作机制与信用体系、完善煤炭交易中心协调机制、增强信息服务与风险防控能力等对策建议。研究成果对优化煤炭供给结构、规范煤炭交易市场和保障国家煤炭能源安全提供了支撑。     

基于列生成的高速铁路车站作业计划调度调整方法研究

大型高速铁路车站到发线及列车进路的冲突是调度调整的重点,为了提高调整效率和效果,在将问题抽象为时空网络上多商品流的基础上,考虑技术作业要求、作业间隔时间、线路和进路运用规则等约束条件,以列车总晚点时间小、旅客便捷性好为目标,构建集到发线、咽喉进路和到发时刻为一体的车站作业调度调整0-1整数规划模型。针对调度调整的强实时性,设计基于列生成的求解算法,并以长春西站为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可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满意的车站作业计划调整方案。     

要素自由流动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吗——基于“协调性集聚”的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当代经济内涵式增长的源泉,现有文献多从要素流动视角来考察经济集聚过程中的区域差异。然而,若将要素流动引入区域生产函数进行推导,可以发现非区域性要素集中规模的扩大,既能提高要素流入区域的劳动生产率,也能提高要素流出区域的要素收益率,基于此,本文以“协调性集聚”为核心概念,通过拓展现代集聚模型来构建要素在自由流动中走向协调发展的理论假说。实证结果进一步显示,虽然我国发展要素在大规模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并呈现进一步向超大城市和城市群集聚的趋势,但要素流动在提高要素流入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要素流出区域的要素收益率,并从需求侧激发了要素流出区域的市场潜能,要素流动在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呈现“协调性集聚”的趋势。因此,发达的要素流入区域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劳动生产率,欠发达的要素流出区域通过建立健全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提高要素回报率和收益率,是新时代我国形成市场主导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有效途径。     

基于自由现金流量的企业价值评估:以索芙特公司为例

本文在介绍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相关原理的基础上,选取一家名为索芙特的化妆品上市公司,通过分析该上市公司过去五年的相关财务数据,并结合整个化妆品的行业环境以及该企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影响企业价值评估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进而探究该公司未来五年的自由现金流量。依据两阶段自由现金流量模型估算出索芙特公司的价值。基于此,本文从调整资本结构,提高公司自由现金流量的增长率两方面对索芙特公司的价值管理提出建议。     

石衡沧港城际铁路互联互通方案研究

突出功能定位,发挥路网互联互通作用,是高速铁路互联互通方案研究的关键。在阐述石衡沧港城际铁路互联互通现状的基础上,针对石衡沧港城际铁路客流特点和功能定位,分析石衡沧港城际铁路石家庄铁路枢纽、衡水铁路枢纽、沧州铁路枢纽和黄骅铁路枢纽等互联互通主要节点枢纽,通过衡水、沧州和黄骅铁路枢纽比选方案分析,提出石衡沧港城际铁路在通道中的枢纽方案,为区域连接线、城际铁路在方案互联互通作用提供研究支撑。     

城市轨道交通相邻多车站动态协同限流研究

为应对城市轨道交通车站高峰期客流压力,限流已经成为常态应对措施,而经常采用的限流策略大多针对单个车站,缺少对相邻多个车站的协同考虑。基于客流在车站间的传播效应,以乘客总延误时间最小为目标,以站台及列车能力为约束条件,构建城市轨道交通相邻多车站协同限流决策模型,同时为实现实时动态控制,引入滚动时域控制方法,优化多车站动态协同限流流程。以北京地铁8号线为例,经过相邻若干车站运营数据进行限流策略计算。结果表明,该模型限流可以在不造成车站服务人数损失的同时,将乘客总延误时间降低21%。     

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证

利用2006-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共4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首先，运用拓展DEA法对两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然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进一步以互联网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构建门限模型，探析互联网发展对创新要素在城市群流动的协同创新效应是否存在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且存在群际差异；在两大城市群内，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现非线性，创新人员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倒U型”特征，创新资本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U型”关系，相应拐点在不同城市群呈现异质性。     

跨境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波动吗?

日益活跃的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波动的关系备受学术界关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金融中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全球79个国家1996-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以及"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存在与否。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加剧金融波动,对一国金融稳定造成强有力的威胁;跨境资本巨额的流出与流入均无助于金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来改变其风险承担行为,最终会进一步放大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负向作用,即存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因此,中国应坚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与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严守资本充足率这一重要风险防线,加强对跨境资本和金融中介行为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挑战与策略研究

借助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推广,全球数字贸易得以快速发展,市场规模增速已经超过传统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成为世界贸易发展新动能。我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加深,贸易服务性更强,因此我国数字贸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其经营模式以及国际间的冲突摩擦,又致使其面临诸多发展挑战,由此提出从内部制度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同时进行改进与完善,进而推动我国数字贸易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

本文选择我国2008-2016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实证检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更倾向于派发或连续派发现金股利,并且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接下来本文对企业发放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发放现金股利通过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抑制代理问题,缓解了自由现金流富余的企业的过度投资,连续派现向市场传递出的积极信号为企业带来新的融资,缓解了自由现金流紧缺的企业的投资不足。最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中发挥了何种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增加现金股利的发放,进而可以显著提高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倾向于连续派现,从而提高了现金股利对投资不足的缓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