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股市与汇市关系——人民币名义汇率与上证综合指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计量方法研究了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股市与汇市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股市与汇市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股市上扬的单向Granger原因。最后,本文利用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理论对这些实证结果作了进一步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实证比较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呈现出互补或替代的关系,西方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实证而非理论问题.本文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实证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差异.  

货币政策是否影响股票市场:基于中国股市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是否影响股票市场，对该问题的回答涉及到中央银行是否有能力以及如何干预股票市场。本文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货币供应量M1、M2与股市流通市值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名义利率Nr、实际利率Rr是股市流通市值Nc的Granger原因；2．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两种方式影响股票市场，其中利率更有效。这些结论对于货币当局调控股票市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银行竞争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和因果关系分析

文章运用中国1979—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中国金融变革路径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和银行集中度的关系，考虑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轨迹，用非国有银行的信贷余额占整个信贷余额的份额作为银行竞争的指标。利用协整和因果关系分析得出：非国有银行信贷余额的份额和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其信贷余额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非国有银行信贷余额比例的增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反之则不是。说明了由政府主导而不是由市场诱发的中国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发展阶段。考虑到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及沿海产业转移的背景，本文提出中西部地区应该发展中小银行，而东部地区应该适当加大银行的集中度等政策建议。  

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

货币政策一般认为,作为金融数量指标的货币供应量在货币政策调控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排斥另一重要金融数量指标——信贷规模的作用。本研究试图利用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经济金融数据,通过计量方法,比较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作为核心金融指标的适用性,发现:(1)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各自在不同意义上都是最稳定的,并且,各自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一样规则而稳定,没有证据表明何者更具优势;(2)在同时引入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时,大大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解释能力;(3)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依存于信贷规模的变化,表明信贷规模在我国经济金融中占据一定地位。这些结论对于理解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有意义的,表明政策调控时,应同时关注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这两个指标。  

上海期货交易所金属铜国际定价能力研究

近年来,上海期货交易所作为金属铜的三大国际期货交易市场之一,市场机制日渐成熟,价格发现功能日益增强,但其国际定价能力到底有多大,与伦敦金属交易所和纽约商业交易所的联动关系如何,逐渐受到国际市场关注。本文借助计量分析方法,在相关系数、协整关系、Granger成因、方差分解等方面研究三大交易所铜期货价格之间的相互联系。实证结果表明,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铜期货的国际定价能力居第一位,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的国际定价能力在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后超越纽约商业交易所居第二位,上海市场期铜价格对其他两大期货市场存在显著的影响力。  

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本文以吉林省为例,实证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结论表明:局部转型不会给中央财政收入带来较大冲击,短期内地方财政收入存在减少的因素、但影响并不大,对个别以单一产业结构为主的市县财政收入有一定的影响。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增值税对财政收入变化产生的影响效应需要滞后4年才能显现出来;协整分析表明,增值税与财政收入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增值税转型政策在短期内会对财政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效应较小。  

Housing Price Bubbles in Hong Kong, Beijing and Shanghai: A Comparative Stud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re was a housing price bubble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in 2003. The existence of a bubble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abnormal) interactions between housing prices and market fundamental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enhanced framework,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standard econometric methodologies: i.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and 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and the reduced form of housing price determinants. A test case in Hong Kong, between 1990 and 2003, is includ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of our methods because Hong Kong has experienced the formation and bursting of a huge housing bubble around the year 1997. It is found that the pattern and magnitude of the estimated bubbles conform quite well to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actual and predicted prices. Also,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re appeared a bubble in Shanghai in 2003, accounting for 22% of the housing price. By contrast, Beijing had no sign of a bubble in the same year. The bubble phenomenon, of course, should be taken with cautions. Nonetheless this study has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 abnormal housing price phenomena in Mainland China.  

美国房地产泡沫、世界经济不平衡与金融危机——兼驳金融危机根源外部论

对于世界经济不平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经济不平衡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顺差国庞大的过剩储蓄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愈演愈烈的世界经济不平衡却并不必然造成金融危机,而是同金融危机一样,根源于美国国内经济的某些扭曲。两者差别在于将危机的根源归于外因还是内因。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格兰杰因果实证检验,否定了危机根源外部论,并证明了后一种观点:美国房地产泡沫(美国国内经济扭曲的重要表现)在造成金融危机的同时,促进了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扩大。  

基于多分辨分析的股市与债市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多分辨分析研究我国股市与债市溢出效应,对两市收益率序列作信号分解,分解为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比较各层信号占原始信号的能量比发现,股市高频信号占原始信号的能量比远大于低频信号,而债市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所占能量比基本持平,从而说明了我国股市主要受短期因素影响,波动较大,而债市波动较小。高频信号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股市与债市之间存在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是单向的,即只存在股市向债市的溢出效应,这与债市作为金融市场的＂避风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