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中代工企业转型盲区、知识搜寻与升级机制研究

从知识搜寻机制角度探讨了代工企业转型困境与能力刚性的认知根源。知识搜寻是代工企业重构自身知识结构的重要机制，然而代工企业在构建知识生成机制时面临来自全球价值链核心企业的抑制与知识搜寻内生冲突的双重锁定，形成了不对称的知识搜寻与能力生成结构，导致代工企业“转型盲区”与生存困境。为此，从知识搜寻方法、组织结构、激励机制与支持机制等维度，构建了企业平衡其内生矛盾和外部制约的知识搜寻与积累机制，以消除代工企业的“转型盲区”，推动代工企业的知识积累、重构与持续转型升级。     

基于技术轨道的制造企业服务化机理研究

基于技术轨道理论与制造企业服务化间的关系，认为技术轨道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影响机理包括3类：驱动机理、拉动机理和差异化机理。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内在机理是技术轨道驱动下投入服务化、企业边界变化以及用户需求、产出、政策拉动下与技术轨道的协同演化过程，且通过技术轨道形成服务化转型差异。制造企业对自身技术轨道的识别有利于确定发展所需主要技术来源及技术演化轨迹，把握实现服务化的关键机理。     

颠覆性创新四阶段扩散过程模型

基于颠覆性创新、创新扩散、创新模糊前端等相关理论，从全流程角度创新性地构建了颠覆性创新四阶段扩散过程模型，包括颠覆性创意产生、颠覆性创新产品开发、侵蚀非主流市场、占据主流市场4个阶段，各阶段之间相互关联、循环往复，并受到技术、市场、政策、竞争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选取液晶电视机和山寨手机作为高端和低端两个颠覆性创新典型案例，通过对其进行验证性分析，构建具体的高端与低端颠覆性创新四阶段扩散过程模型。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High accruals momentum

We examine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high accruals momentum defined as a string of high discretionary accruals for four consecutive years. We find that firms that consistently report high levels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experience low subsequent returns. The results are robust after we control for annual levels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for the estimation period of high accruals momentum. Furthermor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high accruals momentum for future returns is strongly persistent even after the existing accruals anomaly disappears. Our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high accruals momentum impa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low growth firms, suggesting that the overpricing of stocks with high accruals momentum is driven by managerial discretion to manage earnings.     

锚企业与科技新城共生模式研究:以阿里巴巴和杭州未来科技城为例

以阿里巴巴和杭州未来科技城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探讨锚企业与科技新城共生模式，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阿里巴巴和未来科技城属于互利共生模式，阿里巴巴成长会促进未来科技城发展，而未来科技城发展也会反哺阿里巴巴的成长。2013-2016年两者共生系数之间的差值不断缩小，表明阿里巴巴和杭州未来科技城的共生模式从偏利共生转向互利共生。     

“强监督”还是“搭便车”：自然人大股东如何影响企业专利质量

通过构建改进的知识宽度法测算企业专利质量，并以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自然人大股东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其作用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作为“强力监督者”，自然人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专利质量提高。但因为其角色由“强监督”转变为“搭便车”，故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并不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促进作用是通过加强对经理人和研发人员的监督，减少其控制权下投机性创新策略，提升其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域经济复杂度与企业创新行为

构建包含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区域经济复杂度和上市公司特征变量“宏观-区域-企业”的实证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复杂度为视角，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制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存在正向激励综合效应，同时，区域经济复杂度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行为，而且能够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即抑制负向作用而强化正向作用。考虑内生性，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检验稳健性以保证研究结论可靠，并且，研究企业特征发现，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存在差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员工配置——来自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员工配置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一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企业员工配置?本文以员工数量衡量企业员工配置,利用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员工配置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加企业员工配置,且该影响经更换变量、调整样本容量以及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显著,该反应在还债能力较弱、盈利能力较差、股权制衡度较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企业管理和宏观经济管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结构性违约、信用分层与评级机构的策略性反应——来自中国信用债市场的证据

2014年以来，以主要集中于民企的"结构性违约"宣告了中国信用债市场刚性兑付的"结构性打破"，债券市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利用2013-2017年债券数据，本文深入分析了结构性违约对评级机构行为和效率的影响，主要有如下发现：首先，信用评级的市场公信力会因政府隐性担保导致的"刚性兑付"而削弱；其次，结构性违约爆发之后，信用评级的整体效率有所提升，但在不同发行主体呈现分化，对于非城投类企业，信用评级对发行利差的影响显著增大，意味着评级公信力的显著提升，而对于城投类企业，评级效率并未明显改善；进一步研究表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评级机构在违约后采取了差异化的评级策略，对于违约风险较大的非城投类债券，评级机构倾向采取"收紧评级"的策略；对于违约风险较低的城投债，评级机构倾向于采取"放宽评级"的策略。这种策略性行为是导致市场"信用分层"的重要原因，并有可能推升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