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人才集聚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

基于价值链视角，构建涵盖人才资源在区域空间层面集聚生成、地区配置、效能产出3个维度在内的区域人才集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专家咨询AHP-信息熵组合赋权法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人才集聚水平进行测度与时空演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就长江经济带整体而言，考察期内地区人才集聚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仍处于低水平状态；沿线省市人才集聚水平差异显著，缩小趋势渐缓，整体呈现局部高水平、全局低效率的不利境况；各省市人才集聚水平关键维度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显著波动递增态势，但内部耦合协调度存在不平衡发展问题，影响地区人才集聚水平整体提升。为提升长江经济带人才集聚水平，推进沿线地区协调发展，需强化区域人才合作机制，采取差别化精准策略破解沿线地区人才集聚低水平、不协调的短板因素。     

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非线性影响：部门市场化程度差异视角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不同部门市场化程度有所差异，劳动供给的部门异质性随之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汉森门槛回归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依托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文章探讨了工资对劳动力个人供给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部门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我国市场部门与公共部门劳动力的个人劳动供给有所差异。第二，工资与个人劳动供给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存在部门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三个"突变点"，工资门槛均使得工资"激励效应"加强并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三，劳动供给的工资门槛存在性别、城乡和行业异质性。第四，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个人劳动时间供给趋于降低，签署书面劳工合同使得市场部门劳动力工作时间显著增加，而政治面貌显著影响公共部门劳动供给。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我国劳动力个人供给曲线均未"向后弯曲"，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幸福感等议题需持续关注。     

海关支持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江苏省综合保税区为例

2019年1月12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9〕3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推出21项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制度创新、促进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综保区”)升级发展。文件出台后,各地综保区围绕“五大中心”的建设目标,在海关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下,加强政策宣传,推动改革创新,强化考核评价,努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为了更好地推进综保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对江苏省综保区发展情况开展全方位调研,并且以江苏省综保区为例,对当前制约综保区发展的原因,特别是影响《若干意见》实施效果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按照制度型开放的要求,从管理机制、发展目标、监管模式等角度提出合理建议,探索新时期海关支持综保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水平评价研究

评估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水平，是调节与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顺利运行的有效手段。结合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表现，从结构、功能以及效益3个维度，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引入熵权与层次分析方法进行组合赋权，设计基于规则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水平评价方法，并以黑龙江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提出保障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水平的优化策略。     

国家高新区能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文章基于2003年至2016年我国21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高新区设立带动的城市投资集聚是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并非源于其对周边城市创新资源的掠夺，相反高新区设立对周边城市和省内城市均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提升了本省城市和周边外省城市创新水平。此外，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在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能够显著提升一般地级市创新水平；随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高新区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直至不再显著的非对称"倒V型"变化特征。但是研究也发现，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区位异质性并不显著，高新区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制造业企业开放式创新行为及影响因素

开放式创新行为对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调查数据，对中国企业开放式创新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企业开放式创新行为在区域、行业上分布不均；②竞争对手情况、信息技术支持度、数据软件共享度、产品出口、产品销售范围等对研发合作有显著正向影响；③高管工作经历、竞争者数量、信息技术支持度等对企业创新开放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创新影响了银行风险承担吗?——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检验

本文将银行内部创新因素和外部创新环境引入银行风险承担研究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创新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U型"的关系,适度创新能够弱化银行风险承担,过度创新会加剧银行风险承担。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创新对非五大行具有当期和滞后的双重影响,而对五大行仅具有当期效应。外部创新对五大行具有当期和滞后的双重影响,而对非五大行的当期影响不显著。企业还款能力、银行贷款质量和创新资产规模是创新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中介机制。此外,五大行对创新的敏感性小于非五大行,五大行可接受的创新区间大于非五大行。     

规则流变视角下农村基层治水体系建设——以福建省永春县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级政府对农村水利的投入不断增加,然而"政府管不到、集体管不好、市场管不了"的现象仍然存在,跨村水利管护机制缺失、基层治水规则与秩序失范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福建永春县吾峰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为例,分析基层村镇场域中治水规则的建立与变革,从边界、身份、选择等7项规则入手剖析其对基层治水有效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治水规则深刻影响了吾峰镇水利管护的行动情境:边界规则突破了原有以行政边界划定的资源治理边界,并鼓励企业等新行动主体进入;身份规则、选择规则明晰了管护主体的合约关系,确定了权责监督机制;偿付规则实现了良好的激励作用;信息规则推进了基层治水的公开、透明化运营;聚合规则创新了基层民主的可实现形式;范围规则通过试点选择创造了政策空间。在7项基层治水规则的共同作用下,吾峰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摆脱了管护主体缺失困境和跨域治水合作困境,实现了治水行为的规范有序和管护绩效的稳步快速提升,促进了农村基层治水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Networking responses to different levels of institutional void: A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izing SMEs in Egypt and the UK

This paper reports a comparative qualitative study of how decision-makers in internationalizing SMEs respond to relevant institutions in their domestic environment through networking activity. Twenty SMEs are compared respectively from a developing economy (Egypt) and a developed economy (UK). The two countries contrast both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SMEs and in their cultural norms towards network relationships.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are found between the two national samples in SME decision makers’ networking behaviour in response to specific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The links between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national cultural norms and SME networking responses are explicated in a new theoretical model.     

知识型员工冗余对中小上市公司二元创新的影响：环境特征的调节作用

以277家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2012-2017年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泊松模型，实证分析知识型员工冗余与企业二元创新的关系，并探讨外部环境特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机理。研究表明：企业应保持一定的知识型员工冗余，促进企业二元式创新，过多或过少的知识型员工冗余均不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不同的环境特征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会减弱知识型员工冗余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间关系，而市场不确定性会加强知识型员工冗余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