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湖北 武汉430072）

复杂不透明的避税交易为公司高管的自利行为提供了机会。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扭曲程度较大，所握权力缺乏监督，当他们从显性薪酬契约中获得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较低时，可以通过避税交易寻租，此时国有上市公司避税程度较大；国有上市公司与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发生的异常关联交易、以及对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操纵是国企高管避税寻租的实现途径。但是，“四大”审计并不能对高管避税寻租产生治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