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效应视角下政府补助、内部资源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政府补助、内部资源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创新系统。建立P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系统要素间的动态交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系统内,创新资源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效果最显著,政府补助次之,政治资源最弱;进一步探究发现,创新绩效能够实现对内部资源的积极反馈,该反馈作用是快速响应的。此外,企业资源和创新绩效冲击对政府补助的影响程度很小,本期政府补助主要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     

环境污染与区域经济竞争力互动关系的研究 ——基于西部地区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采用1994-2016年西部地区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估计模型,实证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①西部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存在交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的特征。②环境污染与经济竞争力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经济竞争力对环境污染变动的贡献度较大,而环境污染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较小,说明西部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是以加剧环境污染为代价,而环境污染并不是阻碍经济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西部地区应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促进贸易与环境、区域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高环境规制水平,降低污染排放,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机制。     

流转税改革是否优化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本文在考察新一轮财税改革基础上,根据1995～2013年省际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考察“营改增”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营改增”视角的新一轮财税改革优化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一方面,流转税改革提高了居民和企业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所得份额;另一方面,流转税改革降低了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所得份额。同时,重点考察了“营改增”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贡献程度。最后,依据本文的计量分析结果,提出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建议。     

我国蔬菜价格垂直传导的非对称性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实证

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我国蔬菜的生产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垂直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蔬菜三种价格的波动幅度和增长速度自上而下呈依次增强的特征;价格的正向传导顺畅,逆向传导存在一到两期的滞后,传导强度上存在正向传递强度明显高于逆向传递的非对称现象;生产价格在整个价格波动的传导链中占主导地位,蔬菜价格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蔬菜的生产环节。     

是土地供应量与房地产税赋提高了房价吗

自分税制实施后,“土地财政”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获取收入以支撑财政支出的主要选择,而与此同时房价也在不断上涨。中央政府从民生角度要求地方政府对房价实施调控,地方政府则主要通过调整土地供给量和房地产税税赋来施加影响。土地供应量和税赋会影响供需双方从而影响房价,反过来房价又会影响税收收入及开发商对土地的需求,进而影响社会民生。本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住房价格和土地供给量、房地产税税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各地区的住房价格上涨原因。通过构建住房价格和土地供给量、房地产税税赋之间的PVAR模型,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来透视地方政府行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行为和房价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但在推动住房价格上涨的原因上存在着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土地供应量影响房价;中部地区,二者联合推动了房价上涨。而在西部地区,房地产税税赋对房价的影响明显。在政策建议上,对地价推动房价的地区要从丰富住房来源和数量入手,而税赋影响房价的地区则要完善相关税制改革。     

量化宽松、流动性溢出与新兴市场通货膨胀

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各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以刺激经济回暖,随着短期利率接近于零,常规货币政策几近失效之时,美、英等发达国家试图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刺激国内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当国内实体经济无法容纳这部分过剩的流动性时,必然导致流动性溢出,大量国际资本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市场,催生资产泡沫,给新兴市场国家造成通胀的压力。本文通过新近发展的面板VAR模型分析了量化宽松政策的流动性溢出效应及其对金砖国家物价的影响。     

房地产价格的托宾Q效应检验——基于PVAR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利用中国2002-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房地产投资与托宾Q值的关系。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房地产投资对托宾Q的冲击存在一个很小的正向响应,托宾Q对房地产投资的解释比例很小;从区域层面看,东、中部地区房地产投资的托宾Q效应失效,仅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对托宾Q冲击有较小的正向响应。这说明我国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特别是东部、中部地区尤为明显,应加强对囤积土地等套利投机行为的治理及对金融资本投放和使用的监管。     

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研究

在“双碳”背景下,本文通过测度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其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以厘清重污染企业协调发展的现状。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的变动主要取决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2012年至2021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在勉强协调和中级协调间浮动,主要集中在初级协调阶段,其耦合协调效应良好。环境规制和数字化程度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能够促进耦合协调发展。     

人口结构变化、储蓄率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内生人口结构为视角,以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0-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设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储蓄率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间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中部地区与全国水平较为接近,各方面走势也与全国水平相似;经济增长使得少年抚养比出现持续性下降,除东部地区外,经济增长使老年抚养比也出现缓慢下降,但后续逐步趋于平稳;除东部地区外,少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出现持续性上升,而老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储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未来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需要有更高的储蓄率进行应对。基于此,本文提出应通过研究现行人口政策,改变社会人口结构,提升少年抚养比,以有效应对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Market power and fiscal policy in OECD countries

We compute average markups as a measure of market power throughout time and study their interaction with fiscal policy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in a VAR framework. From impulse-response functions, the results, with annual data for a set of 14 OECD countries, show that the markup (i) depicts a pro-cyclical behaviour with productivity shocks and (ii) a counter-cyclical behaviour with fiscal spending shocks. We also use a PVAR,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in the estimations, which confirms the country-specific resul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