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有企业越来越垄断?

近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产业政策的保护下表现出越来越垄断的趋势。本文运用共同代理模型解释了这种政策倾向的形成原因。代表各个产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围绕政府的政策展开博弈,政策的形成是政府对各个产业利益集团进行平衡的结果。但是,政府对国有部门的重视程度超过非国有部门。随着国有企业逐渐从许多产业退出,余下的国有部门越来越缺乏其他利益集团的制约,政府因而就倾向于保护这些国有部门的垄断利益。     

国有企业“债转股”政策:功能缺陷与制度依赖——项基于国有企业“债转股”政策跟踪调查的研究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国有企业负债比率过高的问题更加突出显示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实施了“债转股”政策。本文讨论四个命题:(1)国有企业是负债比率过高还是收益率过低;(2)“债转股”政策究竟是使国有企业“财务解困”还是“体制解困”;(3)“债转股”政策究竟是转移金融风险还是化解金融风险;(4)资产管理公司为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解困,将来谁为资产管理公司解困。本文认为“债转股”政策设计存在功能缺陷与制度依赖。国有企业“债转股”政策的成功依赖于国有企业(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国有企业、金融市场改革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互动效应--中国如何解决老年保障问题?

中国政府非常清楚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危机，决定寻求解决办法。拟议中的社会保障改革的核心是积累制和整合条块分割的体系，计划为每个工人建立个人退休账户，对养老基金进行有效投资。然而，这种改革受阻于三个关键因素。(1)在向积累制的转化过程中必须支付特制成本；(2)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条块分割、分散化管理3(3)已经积累的基金尚未取得高收益，也未分配到最有效率的用途上。     

国企改革需要新思维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就是要尽快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政党与企业的关系以及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这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前提。只有通过构筑企业利益共同体。通过借鉴国内外做法建立健全企业法人财产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才能真正理顺上述三者关系。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进而实现扭亏增盈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国有企业"债转股"政策:问题与对策

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政策已近四年。本文在跟踪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尽管“债转股”政策的实施已经取得一定的政策效果。但是,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债务问题。应该从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长远发展观点,制定与“债转股”政策相配套的各项改革制度。     

退出成本、经理行为与国有企业改革

本文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将退出成本引入对经理行为的分析。分析表明,退出成本的存在会使经理采取积极行动以避免退出,经理的努力水平会随着退出成本的增加而提高;通过提高经理的退出成本,所有者以较少的剩余索取权激励使经理提供相同的努力水平。本文认为,退出成本过低是导致当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多管齐下,在当前推行产权改革、治理结构优化和剥离政策性负担、引入竞争机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同时,政府还应该采取措施以提高国有企业经理的退出成本,以避免其他改革措施事倍功半。     

如何加快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

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制高点，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加快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文章通过分析加快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及当前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具体对策和措施。     

基于社会责任角度对垄断国企上缴利润的思考

垄断企业得到垄断的超额利润,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分化,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我国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长期稳定存在。从增加社会福利的角度考虑,应加强垄断国有企业对垄断超额利润的上缴,并构建相应的垄断国企上缴利润的制度框架,实现有效的收入再分配。这是基于社会责任对垄断国有企业提出的要求。     

我国西部地区的国企改制困境: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针对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目前的国企改制困境问题,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分析,发现造成我国西部国企改制困境的原因中既有"外生"的因素,也有"内生"的因素.西部地区不利的自然禀赋、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及中央逆市场调控的政策等,造成西部市场机制发育迟缓,仅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消化国企改制的成本;而我国转轨时期特定的体制结构使得政府在国企改制成本支付过程中充满了机会主义行为.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从企业成长理论看政府驱动型国企集团内生性缺陷

以资产重组方式推动国有企业集团化发展已成为各级政府一项重要工作。这种政府驱动下的国有企业集团的组建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却违背了企业成长的规律,因而具有先天的内生性缺陷,即企业内部能力的刚性供给无法满足企业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的需要。这种内生性缺陷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部分资产游离于集团公司控制之外,从而给国有企业改革带来负面影响。本文通过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对政府驱动型国企集团的内生性缺陷进行分析,并以一个案例进行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