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则商业秘密纠纷谈竞业禁止的必要性

本文从一起医药行业的商业秘密纠纷案谈起,详细分析了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权的冲突与协调、竞业禁止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等问题,肯定了应将补偿金视为竞业禁止合同的有效要件。在充分强调研发和创新的制药行业,运用好竞业禁止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因为只有实现商业秘密权和劳动者就业权的利益平衡才能保证行业健康发展。     

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侵犯他人商业秘密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它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助长不正之风，侵害秘密所有的合法权益，这种不正当竞争还会妨害科技进步，形成劣化选择，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严励制裁侵权行为。     

Incumbency preservation through electoral legislation: The case of the secret ballot

The secret ballot was designed to eliminate the incentive for candidates to purchase votes through direct vote buying. When voters have private information on their candidate preferences, incumbent candidates will generally be less efficient in purchasing votes than their challengers. Incumbent candidates may therefore benefit from the elimination of direct vote purchasing. Viewed in this vein, passage of secret ballot laws by state legislatures can be seen as a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to protect their incumbency advantage, rather than as an act of necessary electoral reform to create fair elections and protect democracy. Submitted: May 25, 1999 / Accepted: July 24, 2000     

由普通法观点论对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的保护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主导下的商业秘密保护模式对商业秘密的认定遵循“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以及“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三个要件,而作为商业秘密法起源地的普通法系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大部分是通过违反信赖关系（breach of confidence）之诉实现的。与我国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相比,违反信赖关系之诉的保护客体范围更广、对保密义务的认定更依赖司法实践且注重诚实信用原则。同时,为了在保护商业秘密和维持市场公平竞争的不同政策目的间维持平衡,普通法系对竞业禁止协议的适用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制。本文以英国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机密信息与商业秘密的司法实践为基础,探索其为完善我国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可能提供的借鉴。     

论商业秘密权制度的创构——一个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的视角

商业秘密是能为经营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秘密信息从而应当受到保护,而经营者等权利人的有限理性又导致了他们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我国通过设立商业秘密权制度来调和这一冲突,这既是由新制度经济学产权与合作博弈等理论推导而来的结论,也是在价值思辨与利益衡量后的抉择。商业秘密权的保护与限制规则构成了该制度的内核;而我们在设计制度形式时,宜在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的同时发挥行业自律规范的辅助作用。     

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探析——基于“中国之谜”与制度变迁的视角

基于"中国之谜"和制度变迁的视角我们发现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有如下基本内涵:(1)政府主导的强制性、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2)"渐进式"的增量改革;(3)政府主导市场化改革的"次大国模式"。中国金融发展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及高度统一的金融体制起主导作用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我国金融发展模式的特殊路径与顺序选择。理解金融发展"中国模式"的关键是剖析政府因素和其他市场因素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博弈与耦合。     

当前商业银行商业秘密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结合实务总结了商业银行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对商业秘密进行法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商业银行保护商业秘密的应对之策。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依据2019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2020年初达成的《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在原告和权利人证明部分相关事实后,法律就推定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同时被告具有不当行为。这一制度安排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负担,但也不合理地加重了弱势被告的负担,会产生过高的社会成本。决策者应当接受民事诉讼领域主流理论的指引,坚持让商业秘密权利人承担证明责任,重申合理的证明标准,为权利人履行举证义务提供更具体的指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符合中国长远产业利益的合理的商业秘密诉讼制度。     

知识产权与司法相关的近期热点问题综述——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观察与省思

在促进我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法进步一事上,其司法仍可大有作为。智慧财产法院整体而言,欠缺考虑台湾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需要 (例如汽车零件市场欠缺竞争与设计专利的强制许可,以及名牌商品二手市场迟迟无法建立仿冒品认定机制),对于方兴未艾的营业秘密保护议题的掌握有诸多令人担忧之处。展望未来,智慧财产法院应做大幅度改革,宜只专门审理专利及其他技术案件（例如植物新品种）,应转型为二级法院,应为法官建立定期轮调制度。可惜,台湾地区“司法院”并未认知到前述问题,反而将智慧财产法院改组为“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将法官人数9人、高等法院层级、管辖重大商业民事的商业法院并到智慧财产法院,但是就智慧财产法院的组成、职掌以及案件的审理并未做任何改变。     

边缘与中心的对话--“暗恐”视阈下《神秘的河流》中索尼尔边缘性人格

立足于弗洛伊德的“暗恐”视角分析了当代澳大利亚作家凯特·格伦维尔的《神秘的河流》中主人公威廉·索尼尔边缘性人格,即在时空策略下透视索尼尔边缘性人格的形成、发展、强化、自我痊愈的过程。通过对索尼尔边缘性人格的书写揭示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欲望机制下英国社会权力话语(主流社会与非主流社会对话)以及在悉尼的种族中心主义(白人与非白种人的对话)和殖民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对话)之间的互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