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证券选择和市场时机把握能力研究

运用参数检验方法对我国42只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的证券选择和市场时机把握能力进行了分年度检验,结果发现,开放式基金在2003年具有较强的证券选择能力,但不具备市场时机把握能力,在2004年上半年显示出了一定的市场时机把握能力,却从总体上表现出负向证券选择能力.基于2003年的基金年报分析显示,开放式基金在对未来市场趋势的预测上存在明显的"羊群行为".  

我国开放式和封闭式基金绩效比较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新设立的开放式基金远远多于封闭式基金。在数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开放式基金能否取得优于封闭式基金的绩效受到市场的普遍关注。本文选取了10家基金管理公司，每家公司各选一只开放式基金和一只封闭式基金，从收益率、风险调整后的绩效和择时能力三个方面比较了2004年1月至2005年4月期间开放式基金与封闭式基金的绩效。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开放式基金的绩效略高于封闭式基金，但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基金现金流、明星基金与溢出效应

本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System GMM)方法对基金现金流和基金业绩、明星基金和溢出效应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发现,无论是从单只基金层面还是从基金系层面,基金(基金系)现金流都与基金(基金系)业绩呈显著负相关。对明星基金本身来说,表现为净现金流出;但明星基金为同属一个基金系的其他成员基金带来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另外,从基金系角度看,虽然存在溢出效应,明星基金的存在并没有给整个基金系带来显著的现金流入,说明基金系的造星策略并不十分有效。  

投资者的选择与基金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着重研究基金家族中明星基金对家族内部基金的溢出效应,即明星基金对基金资金流入增长率的影响。对中国证券市场54家基金家族管理的281只开放式偏股型基金的面板分析发现,拥有明星基金能够显著提高基金家族的新基金流入的增长比例,但拥有垃圾基金并不能显著地减少;明星基金比非明星基金能给自身吸引来更多的新资金,明星基金家族的非明星基金与非明星家族的基金相比没能被笼罩在这样的优质光环下。  

开放式基金销售渠道的中美比较与分析

本文分析了中美开放式基金销售渠道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对两国开放式基金销售渠道的模式和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销售渠道的创新促进了美国共同基金业的发展，相比而言，国内开放式基金的销售渠道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进一步拓展。  

开放式基金的风险及其风险控制研究

开放式基金是中国基金业发展的主流方向，作为一个金融创新品种，开放式基金必将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开放式基金发行的“火爆”与其二级市场上的“波澜不惊”形成鲜明的反差，同时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与封闭式基金相比，开放式基金有其优点，但也有其风险。本认为、外两方面着重分析了开放式基金的风险，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我国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

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对于规范证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但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在运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目前我国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即将推出，本文从对封闭工基金存在问题进行探讨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优势，提出了正确认识我国开放式基金在发行规模、投资风险、投资理念、市场运作等方面的局限性，并就完善基金立法、建立规范的金融监管体系、制定正确的开放式基金发展步骤、加强理论研究和基金人才培养以及完善证券市场创造基金发展的良好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基本构想。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积极资产组合管理能力研究

本文以19支开放式基金和23支封闭式基金为研究样本,通过改进PCM模型,设计适用于非有效市场或弱有效市场的指标S,来考察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这段研究区间内的积极资产组合管理能力,并对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的积极资产组合管理能力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均有较强的积极资产组合管理能力;封闭式基金的积极资产组合管理能力整体要高于开放式基金,特别是在上涨和震荡行情中;同时,市场走势的波动也会对基金的积极资产组合管理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国开放式基金赎回问题的实证分析

我国开放式基金自诞生以来，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始终面临较大的赎回压力，本文对我国开放式基金面临的赎回问题进行了描述，从实证角度对影响开放式基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从基金监管者、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投资者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议。  

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资产被迫拍卖——基于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研究

对于资产被迫拍卖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探讨流动性约束对股票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基于Coval和Stafford(2007)的研究方法对我国股票市场中资产被迫拍卖行为的存在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股票市场中存在着资产被迫拍卖行为,但其具体表现特征与Coval和Stafford(2007)的研究结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导致该差异出现的原因与我国开放式基金市场中存在着赎回困惑现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