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已有文献认为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但失败学习通过何种途径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研究并不完善。基于失败学习理论，引入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失败学习影响企业绩效的多路径模型，探索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驱动路径及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分别在失败学习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在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驱动过程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战略柔性能够强化资源拼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正向调节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对企业复苏和成长具有重要启示。     

技术中介在技术交易服务中是否存在下沉倾向——基于买方选择视角的验证

技术要素转移与交易对技术中介有较强的依赖性，而技术中介的存在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失衡，为买方交易提供必要支持，技术中介服务直接影响技术交易效率。当代技术中介服务已经形成较大规模，提供服务的种类也较为全面，整体上适应了技术市场发展需要。但是，由技术中介参与的大量交易都存在低端化倾向，据此提出中介服务下沉化假设，并构建选择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对买方企业数据的采集与回归，发现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类样本均有效验证了主要假设变量。因此，为保障技术中介合理发展，从政策层面应重点关注如何提升服务质量，使其服务于中高端技术交易需求。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大数据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IT-业务融合与双元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权变理论，以IT-业务融合、双元环境为调节变量，探究大数据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IT-业务融合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IT-业务融合水平越高，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显著；双元环境能够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其中，环境动态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正U型调节作用，而环境竞争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从内外部情境视角解释大数据能力的创新转化，对中国企业大数据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国际策略情境、国际双元学习与后发企业创新赶超

整合国际策略与双元学习理论，构建国际策略情境、国际双元学习的平衡和联合与后发企业创新赶超之间的关系模型。基于长三角地区327家外向型制造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国际策略情境以及国际双元学习平衡和联合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赶超，国际策略情境对国际双元学习平衡和联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国际双元学习平衡和联合均在国际策略情境与创新赶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国际化视域下双元学习与后发企业创新赶超的内在影响机制，延展了企业国际化、组织学习和创新赶超等相关领域理论空间，对于本土企业有效实施创新赶超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来自285个地级市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285个地级市数据，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进行测度分析，实证考察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TFP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但二者具有较强的时空一致性，即科技人才集聚特征显著的城市，其TFP也相对稳定；②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呈倒U型，但研究期内大多数城市仍处于集聚效应占主导阶段,科技人才集聚通过提升城市技术进步水平促进TFP增长，而科技人才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③不同类型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其TFP影响的异质性显著，且适宜集聚区间也存在差异。省会城市及一、二线城市等优势特征显著的城市所能承受的科技人才集聚规模上限更高，有利于通过释放集聚红利促进TFP增长，而非省会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等则拐点值较低。     

科技企业孵化器何以激活区域创新——风险投资与孵化基金的中介作用

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重要目标。基于2013-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在其中的间接作用。结果发现：①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但主要增加的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授权数总量，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并没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果在剔除直辖市样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区域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集聚效应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主要机制；③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差异较大，在东部地区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显著，而且政策工具强度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资源约束下的创业导向、资源行动策略与企业成长

资源约束背景下，如何制定有效的创业导向及资源行动策略对动态环境中企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动态能力视角，以恒瑞医药为例，探讨其不同发展阶段创业导向、资源行动策略与企业成长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结果发现：①高差异性和高合法性是企业资源行动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但在不同发展阶段二者的侧重点不同；②创业导向为企业资源行动策略提供方向，而资源行动策略则是创业导向得以实施的保障，二者相互契合，共同促进企业成长；③多重资源约束是企业创业导向和资源行动的直接动因，而企业能力提升是创业导向和资源行动产生的有效结果，该过程中管理者认知为企业资源环境分析、创业导向制定以及资源行动选择提供有力保障。     

Labor productivity forecasts based on a Beveridge–Nelson filter: Is there statistical evidence for a slowdown?

In this paper, I assess the evidence for a structural break in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years before the Great Recession with the use of out-of-sample forecasting exercises for the years 2010 to 2019 and the recently developed Beveridge–Nelson filter. Models based on a Beveridge–Nelson filter with no structural breaks outperform those allowing for a structural break, and ther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vidence that they outperform the random walk, though all models were too optimistic about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Recently developed statistical tests do point to the presence of a structural break before the Great Recession, but uncertainty about the data-generating process for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or the timing and magnitude of the break may be too great to be helpful in forecast preparation.